日前，由山東省政府參事、山東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常務副理事長、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馬來平教授作為領銜專家，山東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和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聯(lián)合主辦的以“儒學促進科學發(fā)展的可能性與現(xiàn)實性”為題的山東省科協(xié)第九期高端泰山學術沙龍在山東大學知新樓召開。該沙龍圍繞儒學的人文資源與科學，對儒學與科學的關系進行辯論。
格物致知與科學能否相容？
　　研究儒學與科學的關系，從儒學的核心概念與科學的關系入手是可行的途徑之一?；蛟S正是基于此，“格物致知”與科學的關系成為本次沙龍討論的一個熱點。
　　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fā)展學院何中華教授立意鮮明，儒學與科學的“異質性”成為他論證的出發(fā)點。他認為，“格物致知”不能脫離儒家的語境來理解，它是在儒家的修養(yǎng)功夫意義上成立的。“它同科學所代表的西方文化的那種認知取向具有不可通約的關系?！痹偌由细裎镏轮c科學預設上的、方法上的差別以及格物致知與西方科學中對“物”的性質上的不同幾方面，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學同西學之間異質性的關系。儒學與科學在認知取向上的“不可通約”性與上述幾方面的“異質性”決定了“要使得儒家文化成為滋養(yǎng)科學的積極資源，無異于緣木求魚”。中國人民大學王鴻生教授注重從格物致知的目的性上展開論述。他認為儒家重視格物致知，但重視的目的在于修齊治平，因此“儒家為平治天下推崇格物致知、進而把知識作為一種工具的文化傳統(tǒng)，為中國古代科技的發(fā)展帶來了負面的影響”。
　　馬來平教授的觀點與此相反。他認為，解決格物致知與科學關系的爭端，僅僅著眼于格物致知的某一具體形態(tài)，難以打破僵局?；蛟S回歸二者關系的歷史，動態(tài)地予以考察，是可行的出路之一。在馬來平教授看來，格物致知概念在歷史上曾歷經兩次重大轉向。第一次重大轉向是程朱理學格物致知說的形成。程朱把格物訓為“即物窮理”，實際上是突出了接觸外物的重要性，主張致知不是單純的讀經明理，反身而誠，而是讀經明理、反身而誠與格外物相結合。這一觀點，可說是對何中華教授關于格物致知與科學所認識的“物”性質上不同觀點的回應。第二次重大轉向則是明末清初實學思想家格物致知觀的轉向。這表現(xiàn)在實學家經世致用的理論和實踐中，這次轉向的積極后果是一方面促進了西方科學的傳播，另一方面也推動了中國古代科學的轉型。歷史事實證明，格物致知與科學不僅可以通約，而且前者出色地充當了儒學與科學有機聯(lián)結的橋梁。
　　馬來平教授強調，明末清初以“格物窮理之學”命名科學，這不是傳教士的一廂情愿。他們是在經過多年鉆研、翻譯儒家經典的基礎上，才做出了這一選擇。更重要的是，以格物窮理命名科學雖然由傳教士發(fā)起，但最終實現(xiàn)的關鍵是中國實學思想家乃至更多的中國士人是否接受這一命名。歷史事實告訴我們，實學思想家突出和強化格物致知的認知含義，以及對程朱理學格物致知說的新發(fā)展，乃是格物窮理與科學結緣的肥沃土壤。歷史上的格物致知概念經歷了一個認知含義不斷擴大，最終與科學融為一體的演化過程。而這一演化過程充分表明，格物致知與科學是相容的。進而言之，與上述兩位教授觀點相異，馬來平教授得出了“格物致知與科學的相容性，在一定意義上說明了，儒學自身是具有與科學相容的基因的”最終結論。
　　中國科學院大學的尚智叢教授與馬來平教授觀點相近。他認為，程朱將認識分為格物、窮理、致知三個階段“是把經驗主義認識傾向跟理性主義認識原則和方法結合在一起的一個認識”。格物致知與科學間的關系“不是有矛盾，也不是兩類認識方法的差異，只是發(fā)展階段的差異”，之所以當前還有很多人認為儒學與科學之間不相容，在于清代興起的“西學中源”說在作怪。
康熙帝是否使中國錯失近代科學革命良機？
　　奉行理學治國方針的康熙帝是歷史上對科學最熱心的皇帝。他不僅多年堅持向傳教士學習西方科學，而且在位期間進行了大量彪炳史冊的科學活動。然而，正是他在位的17世紀，西方發(fā)生了科學革命，而中國卻與科學革命無緣。那么，康熙帝是否使中國錯失了近代科學革命的良機？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劉鈍研究員指出，康熙帝14歲時就已經開始向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學習歐幾里得幾何學，所用教本為利瑪竇、徐光啟翻譯的克拉維斯評注本。在康熙有一定的學習基礎后，法國傳教士改用注重應用的法國數(shù)學家巴蒂編譯的《幾何原本》為教材，專為康熙帝講授歐氏幾何學中最實用的部分。后來，該書漢譯本被收入康熙御制的《數(shù)理精蘊》，成為其上編“立綱明體”的重要組成部分，使得“西方的幾何學知識以一種實用主義的面貌為更多的中國學者所理解和接受，這一過程與清初學術思潮從理學向實學的轉變是默默契合的”，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科技的近代化發(fā)展；同時，劉鈍指出，儒學中的反智主義傾向也阻礙了中國產生以實驗、理性為標志的近代科學。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副所長韓琦研究員則從生動的案例入手還原康熙帝掌握西學以后的情形。韓琦指出，康熙帝曾專門在乾清門召集大臣進行日影觀測，并借機講了包括律呂（音樂）、圓周率的大小、水流量的計算、日影觀測，涉及數(shù)學、天文學、音樂等諸多理論，其中不少知識來自西方傳教士的講授?？滴醯蹖茖W的掌握程度使得在場官員“退而相顧驚喜，深媿從前學識淺陋，錮守陳言，而不自知其迷惑也”。通過這種方法，相當數(shù)量的儒士們認識到科學的重要性，從而促進了近代科學在中國的傳播。但韓琦也指出，康熙帝重視科學的目的在于想要將此作為控制漢人和治理國家的工具，這樣的政治目的也使得康熙帝在相當時間內壟斷了部分西方知識，使得這些知識秘而不宣，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科學的發(fā)展。
　　山東師范大學的肖德武教授指出，康熙帝與科學的關系背后其實暗含著儒學傳統(tǒng)與科學關系的線索。通過奉行理學治國方針的康熙帝對科學的態(tài)度，可以看出儒學對于西方科學是具有包容性的，這是因為儒學中本就包含積極入世的追求和一定程度的功利化精神。因此，雖然部分儒士對西學有所抵制，但并不表明儒學在本性上排斥西方科技。
儒家文化能否成為滋養(yǎng)科學的人文資源？
　　大部分與會專家不贊成“要使得儒家文化成為滋養(yǎng)科學的積極資源，無異于緣木求魚”的觀點。臺灣東吳大學前校長劉源俊教授談到了儒家思維方式與科學的問題，他說，“科學與儒學自是不同的兩回事?！鍖W’指約兩千五百年前孔子以降，在中國發(fā)展起來的注重‘人文化成’的文化之學；‘近代科學’指約三、四百年前伽利略后，在西方發(fā)展起來的注重人文主義的驗實明理之學。”曾長期從事物理學研究的臺灣東吳大學劉源俊教授并不避談二者的差別。在他看來，“現(xiàn)代科學精神與中國原始儒家的精神其實是相通的。儒家經典中雖少西方科學中常講的‘真’，卻重‘是’，儒家經典中‘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其實是科學精神的極佳詮釋。此外，中華固有文化里重視的‘重義輕利’、‘修己安人’與‘贊天地之化育’的態(tài)度，有助于現(xiàn)代科學發(fā)展帶來的社會的畸形發(fā)展與人心的墮落、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污染與破壞等問題的解決”。因此，劉源俊教授強調，“科學與儒學應是，且應能相互補充的”。
　　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fā)展學院王新春教授和山東中醫(yī)藥大學祝世訥教授則從陰陽學說入手探討儒學與科學的關系。王新春教授認為陰陽學說發(fā)展到宋明理學時，探究的是一個“美、真通而為一的整體宇宙的圖景，整個宇宙就是在這樣一個以‘天理’為根基的陰陽五行流轉過程當中，得以展現(xiàn)出來?！睆倪@一點看，儒學與西方的科學走了不同的發(fā)展道路。王新春教授主張“我們可以從這些內涵當中去揭示、去找出可以為今天的科學發(fā)展可以利用的因素，但是不能生硬地把它說成是科學的”。祝世訥教授則更注重二者的相近性。他認為，“陰陽學說與自然科學的關系，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相關性’，而是‘內在同一’，自古以來就融于中國傳統(tǒng)科學中?，F(xiàn)代科學所揭示的世界特性和規(guī)律，與陰陽學說所認識的陰陽規(guī)律深刻地內在同一”?！瓣庩枌W說中的‘太一’本元觀、‘一分為二’發(fā)生觀、‘陰陽交而生物’發(fā)展觀，與現(xiàn)代科學發(fā)展內在契合，通過揭示和闡明其真理性思想，改造其樸素的形式，剔除摻雜于其中的各種糟粕，陰陽學說將成為未來哲學與科學發(fā)展的重要思想基礎?！?br>　　內蒙古師范大學宋芝業(yè)副教授對自古以來關于“易學與數(shù)學的關系”的幾種觀點進行了駁斥，認為易學與數(shù)學的關系總體來看是相輔相成的關系。他指出，在數(shù)學的發(fā)展方向上，周易促進了數(shù)學發(fā)展由以商業(yè)應用為主的傳統(tǒng)珠算向中西數(shù)學會通的轉變，從而出現(xiàn)了清代中后期傳統(tǒng)數(shù)學的全面復興，也向現(xiàn)代數(shù)學邁進了一步；在數(shù)學的內容和形式上，有的數(shù)學著作由對“周易”命題或概念的詮釋而產生，從而催生了數(shù)學成果，影響了數(shù)學著作的形式，有的數(shù)學作品中援引“周易”編排形式和卦畫組合方式以利于對數(shù)學內容的理解和傳播。
　　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的常春蘭副教授考察的是儒學當中的懷疑態(tài)度。她認為，儒學當中的懷疑態(tài)度雖然不是懷疑論，卻與科學所需要的懷疑精神相接近，因而在接受西方科學中起了關鍵作用。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的翟奎鳳副教授指出，西方現(xiàn)代科學中非常前沿的有機自然觀在中國古代一直很發(fā)達，而這種自然觀在根本上就體現(xiàn)在中國氣的思想上。因此，儒家氣的思想對于未來有很重要的作用，現(xiàn)代科技的發(fā)展可以從中獲得啟示。
　　中國人民大學王鴻生教授以蒙古人養(yǎng)馬為例指出科學的精神在儒學中是“被縛的普羅米修斯”。他指出通過利用儒家文化中的“返本開新”、“接今入新”和牟宗三先生所說的“良知坎陷說”這“三途一道”，不但可以實現(xiàn)中華文明的復興，而且還有利于促進現(xiàn)代科技的發(fā)展。(儒學高等研究院 王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