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年，每次拜見安師，安師問過家庭、工作之后，話題就轉(zhuǎn)入歷史研究。2015年隆冬，我向安師討要墨寶，安師給我寫了“返本開新，實事求是”八個大字，期望之心切、教誨之情深，躍然紙上。一
1980年高考，我填報的志愿是歷史學專業(yè)——此非我喜好歷史，雖然上大學之前讀過《三國演義》，但讀到關(guān)羽被殺以后，就不想再讀下去了，《三國演義》并沒有引發(fā)我對歷史的興趣，選報歷史學專業(yè)是因為在各科高考成績中，我的歷史分數(shù)最高。記得當年我高考總分是400分，其中歷史最高，為83.5分。這個分數(shù)也可以報考北京大學歷史系。班主任說，北京路遠，不如報考山東大學，距家近，省路費，山東大學的文史哲聞名全國。于是，我就填報了山東大學歷史系歷史學專業(yè)。
考入大學，走進了學術(shù)殿堂。但是，不久就發(fā)現(xiàn)這座殿堂并不令人神往。大學歷史教材一般分為政治、經(jīng)濟、民族關(guān)系、文化幾個模塊，豐富多彩的歷史僅靠這幾個模塊呈現(xiàn)，味同嚼蠟。于是乎，有的同學就跑到隔壁去旁聽中文系的課程，那幾個耕種他人田、荒蕪自家地的同學，受到學紀處分。
我對歷史研究的興趣，緣于《光明日報》1981年3月31日發(fā)表的尹韻公《赤壁之戰(zhàn)辨》一文。尹文提出：參與赤壁之戰(zhàn)的曹軍，并非曹操自詡的八十萬人馬，亦非周瑜統(tǒng)計的二十三四萬。著名的赤壁之戰(zhàn)，實際上是曹純統(tǒng)率追擊劉備的五千輕騎兵，與孫劉聯(lián)軍之間的一場小小的遭遇戰(zhàn)。當時恰逢我們課程進行到魏晉南北朝史，尹文觀點與傳統(tǒng)說法相去甚遠，遂萌發(fā)與尹文商榷的念頭，不自量力地撰寫了《再辨赤壁之戰(zhàn)》一文，更不知天高地厚地投給《光明日報》。雖然投稿如泥牛入海，但獲得了歷史系“五四青年論文獎”。自此之后，便喜歡上了魏晉南北朝史。大四那年，準備報考鄭佩鑫老師的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生。到報名時，鄭老師告訴我，他只有一個統(tǒng)招名額，山東大學想請回趙儷生先生，趙先生曾是山東大學歷史系“八大金剛”之一，1957年去了蘭州大學歷史系，也有回歸鄉(xiāng)梓之意，故讓其女兒報考山東大學歷史系研究生。鄭老師說，他會公平公正地閱卷打分，但同等情況下，山東大學肯定會優(yōu)先考慮趙先生的女兒。他建議我改專業(yè)，推薦我報考山東師范大學歷史系安作璋先生的秦漢史。1984年，我考到安師門下。
二
與陳乃華、張進師兄去安師家上第一課，安師給我們布置學習任務(wù)，迄今印象最深的一項是熟讀“前四史”，達標的要求是：當問及秦漢441年間某人某事，能馬上說出在哪一史哪一卷中。三年研究生，于此用功最多，分門別類地抄了很多卡片。
安師還要求多讀名家名作，告誡我們：讀此類論著，不僅要看寫了什么，更重要的是看人家是怎么寫的，像范文瀾、郭沫若、翦伯贊諸老的大作，要看他們是如何謀篇布局，從哪里切入，怎么論述的。記得安師最贊許的文章之一，是田余慶先生發(fā)表于《歷史研究》1984年第2期之《論輪臺詔》。安師以此范文為例，教育我們寫文章要照顧“前后左右”，也就是說，選題作文，不僅要探討其前因、后果，還要考察與其他事象之關(guān)系；文字需“胖瘦適度”，既不能洋洋灑灑，更不可語焉不詳；用詞要準確，不能為了追求優(yōu)美、生動而詞不達意。
另一項要求我們用力的地方，是多寫。凡是自以為可以進行研究的題目，就要千方百計地搜集史料，寫成文字。按照安師的吩咐，每個學期我都要挑出一篇習作，呈安師審閱。安師看過返回，就仔細揣摩安師是怎么改的，為何那么改，從中受益匪淺。讀研期間，我最得意的文章，是發(fā)表在《考古》1987年第4期之《也談漢代黃腸題湊葬制》一文，此文就是從閱讀中得到一點感想，草成文字，然后不斷收集資料，充實修改而成。
三
研究生畢業(yè)，我到山東教育學院（2010年改為齊魯師范學院）任教，我家住山東師范大學，故能時常見到安師，繼續(xù)聆聽教誨，我也更多地了解了安師的治學與為人。深深地烙在我腦海之中的安師，是如此這般——
研究歷史，孜孜不倦。安師著作等身，譽滿天下，功成名就，但不曾放下歷史研究，迄今為止，仍在思考、寫作。記得有一次，我勸安師保重身體，別寫了。安師道：“不寫，干什么呢？”此語至今記憶猶新。我深深地理解：歷史研究，乃安師最愛。
當然，安師也有其它“私好”。記得2007年，我隨安師、孟祥才老師去內(nèi)蒙古參加秦漢史年會，安師躺在火車下鋪上，聚精會神地看書。此書已破舊，用白紙包著封面。我問安師是什么書，安師笑而不答，我搶過一看，原來是金庸的武俠小說。閑暇時，安師常以此類讀物為樂。
對待學術(shù)，一絲不茍。研究生畢業(yè)之后，安師指導(dǎo)我完成了一些課題，如《漢武帝大傳》（中華書局2005年版，2015年再版）、《漢武帝獨尊儒術(shù)與齊學》（《秦漢史論叢》第7輯）、《齊魯博士與兩漢儒學》（《史學月刊》2000年第1期）、《論“漢家制度”及其歷史影響》（《光明日報》2002年9月3日史學版）、《論漢家制度》（《秦漢史論叢》第9輯）、《論漢武帝》（《山東師范大學學報》2005第3期）等論著，署名雖是安師與我，但思路觀點大多是安師的；在安師堅持下，所得稿費全歸我。我還參加了安師主編的《簡明中國官制詞典》（齊魯書社1990年版）、《后妃傳》（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中國通史》秦漢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公主傳》（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山東通史》（山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人民出版社2009年增訂版）、《中華雜技藝術(shù)通史》（南海出版公司2012年版）等論著的編寫。在這些論著寫作過程中，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安師學術(shù)研究之嚴謹，從思想觀點到遣詞造句乃至標點符號，無不反復(fù)推敲。在安師教誨下，讀書作文，我最喜歡《論語·為政》“多聞闕疑，慎言其余”之句，請人勒石為章，以此自勵。
最近幾年，每次拜見安師，安師問過家庭、工作之后，話題就轉(zhuǎn)入歷史研究。2015年隆冬，我向安師討要墨寶，安師給我寫了“返本開新，實事求是”八個大字，期望之心切、教誨之情深，躍然紙上。
?。ū疚淖髡邽辇R魯師范學院副院長、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