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山東師范學院 （現(xiàn)山東師范大學）外文系的畢業(yè)生來說，1963年7月11日實在是個難熬的日子。原本說好當天下午1點鐘宣布分配方案，可不知何故，方案就是難產(chǎn)，遲遲不出籠。天氣炎熱，我們就像熱鍋上的螞蟻，忐忑不安，坐立不寧。等啊，等啊！
　　直到下午4點多鐘，終于等來了決定我們命運的時刻———公布分配方案！
　　樓內(nèi)一片歡呼聲。
　　之后，大家集中在系階梯教室內(nèi)，聆聽自己到底去哪里。當我聽到“曹務堂去曲阜師范學院”（現(xiàn)曲阜師范大學）時，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是我嗎？因為我不是黨員，連個團員都不是，學習也不是班內(nèi)最好的，在那個事事講政治的年代，福臨我身，確實讓我十分錯愕（我至今也對此不解）。然而，這個鐵的事實卻使我頓時激動得幾乎跳了起來。走出階梯教室，不少同學向我投來羨慕和祝賀的目光：“祝賀你，教大學了！”我聽了心里美滋滋的。
　　是啊，教學（特別是教大學）是我自幼夢寐以求的職業(yè)。記得上小學三年級的時候，見老師每天都能吃白面卷子，經(jīng)常吃豬肉燉白菜粉條，我看了就流口水，心想：長大了我也要當老師，也要吃白面卷子和豬肉燉白菜粉條。
　　上初一的時候，我看過一部由趙丹和白楊主演的電影 《為了和平》，至今記憶猶新。趙丹飾演的是一位大學教授，身穿一件白色襯衣，外套一件藍色毛坎肩，十分搶眼，看了非常過癮，心想：我長大了也要當大學教授?，F(xiàn)在機會終于來了，你說能不激動？
　　需要提及的是，1963年全省就我們班27個英語畢業(yè)生，而分配到本科院校教書的只有我和楊榮泉。
　　同時分來曲阜師院的還有俄語班的周長松、王全義，中文系的陳根翠和數(shù)學系的鄭文祥。我們一行6人，母校領(lǐng)導委派陳根翠帶隊，因為他的身份非同一般，他曾任山東師院學生會主席，在畢業(yè)典禮大會上代表畢業(yè)生講話的也是他。
　　我們的行李都非常簡單,估計6個人的行李也裝不滿一地排車，以現(xiàn)代人的眼光，那真是寒酸到家了。
　　大約8點左右，母校的校車把我們送到火車站，準備乘火車南下到曲阜師院報到。那天天不作美，泰安一帶下了暴雨，路基被沖毀，正在搶修。無奈，我們只好在車站等候消息。
　　大約下午兩點多鐘，鐵道搶通，我們登上了南下的火車?，F(xiàn)在的人根本無法想象那時的火車有多慢，而且逢站必停，即使像曲阜“歇馬亭”這樣芝麻粒大的小站也照停不誤。我們在路上顛簸了四五個小時，火車到達兗州時已是7點多鐘，夜幕即將降臨，我們背著簡單的行李，四下張望著走出車站。
　　從兗州到曲阜，又費了一番周折，到達學校時已是晚上9點多鐘，總務長王天翼親自接待了我們，他把我們安排在學?！罢写?。當時食堂早已關(guān)門，他又找來炊事員給我們做飯。王總務長對我們格外熱情，因為他是從山師調(diào)來的，見了我們就像見了娘家人似的。而在這個人地生疏的新環(huán)境里，我們見了他也像見了親人一樣。那天晚上，食堂給我們做了西紅柿雞蛋湯，端來一小筐饅頭。由于一天沒有吃飯了，我們都覺得沒吃飽。
　　第二天起床后，我們6人在校園里轉(zhuǎn)了一圈，第一次親眼目睹了曲師的面貌。接到學校通知，8點鐘人事處長要接見我們。早飯后，稍事休息，我們?nèi)缂s來到人事處。進門之后，看到處長比較困難地從座位上站起來，笑容滿面地歡迎我們。他上身穿一件淺藍色的確良襯衫，下穿綠色軍褲。他個子不高，一頭黑發(fā)，臉略顯瘦，但膚色康健。他說話聲音有點沙，但卻鏗鏘有力。
　　落座后，我們各自做了簡單的介紹，處長隨后簡要介紹了學校的概況，又說了一些鼓勵我們好好工作的話。然而，讓我們非常失望的是，他只字沒提報到的事，這令我們深感不安，因為不報到心里總是不踏實。
　　接見之后，處長把我們送到門口，我看他手持拐杖，腿有點瘸。后來才知道，他叫李宗謙，行伍出身，我猜想他走路不便可能是打仗留下的傷。他的言談舉止，仍保留著幾分軍人的風姿。
　　四五天后，人事處才通知我們?nèi)蟮?。后來我們才知道，報到必須要等到下半?（全省都是這樣執(zhí)行的），如果上半月報到就要發(fā)全月的工資，下半月報到只發(fā)半個月的工資。咦，夠新鮮的，咋還有這樣的政策？我們還是第一次聽說，真是增長見識了。
　　報到后，接下來就是安排住宿。當時學校有四座兩層的 “學生宿舍樓”（也住教職工），我和周昌松、王全義三人合住在4號樓一樓的一個大約20平米的向陽單間里。然后每個人從學校領(lǐng)了一個三抽桌，一把凳子和一個小書櫥 （里面的床是預先安排好的）。這就是我們的“家”。從此，我開始了在曲阜師院近40年的執(zhí)教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