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沙水電師院，全稱長沙水利電力師范學院。學校成立之初，急需教育學、心理學老師。因為是“師范”，沒有這二個學科的老師，辦學難免就有點底氣不足。
　　我來“試教”的時候，還沒有一位教育學老師調(diào)進來。黃修本校長（前中專學校校長）接待了我，他的和藹可親讓我消除了試教的緊張?！傲掷蠋?，我們急需你這個專業(yè)的人啊！你今天的試教很成功。你等著我們?nèi)耸绿幍南??！蔽乙詾檫@只是校長的客氣話，未料回到岳陽師專才一個月，商調(diào)函就寄來了。師專不愿輕易放人，說：“剛分配來的老師，我們不會輕易放走！”我真的很急，不想呆在岳陽啊。我的家在長沙！師專一位年輕老師為我去游說校長，學校最終同意放人。前后三個月，我終于從岳陽調(diào)來了長沙水電師院。我被安排做教育學教師。
　　從1984年9月到現(xiàn)在，一晃竟過去了32年。這期間，我一直沒想離開這個學校，也沒離開《教育學》課堂。教研室先我?guī)滋靾蟮降氖勤w天喜、張日恩老師。他們當時已是五旬人了，從安徽的淮北煤炭師范學院調(diào)入，是兩口子。趙老師年長，做了教研室主任。教研室創(chuàng)建之初，一無所有。接著又調(diào)進一位資料員，就有了一間房子。房子空空蕩蕩，趙老師決定去上海購買一批專業(yè)圖書。于是，他帶我及資料員一起去了上海。在大上海，走遍各大書店，購進了約2000余冊圖書，教研室才算實實在在地存在了。在趙老師努力下，他又帶領我們購進一大批心理學儀器與設備。當時，真有大干一場的準備，希冀目標是在長沙水電師院也有個“教育系”，以比肩當時河西的湖南師范學院（今湖南師大）。
　　初來時，我們還沒有教學任務（《教育學》、《心理學》課程排在學生大三時段）。趙天喜、張日恩老師鼓勵我去報考東北師范大學“教育基本理論”助教進修班，學習研究生課程。當時也是全國招考。讀這個班，人不會跑，還是回來。我報考了，錄取了。1985年9月，我去了長春。在學習一年結(jié)業(yè)后，我回到學校即上課。上課對象是數(shù)學系、中文系84級同學，他們是長沙水電師院招收的第一屆學生。
　　后來，教研室隊伍不斷擴大，最多時達16人！趙天喜、張日恩老師退休前，我擔任了教研室主任，干了10年。這之后，長沙水電師院轉(zhuǎn)型，更名長沙電力學院。教研室的人紛紛離開，不是調(diào)離，就是去教務處或黨政辦。最后，教研室解散，余下人等幾經(jīng)轉(zhuǎn)換最后歸屬政史系即今天的馬克思主義學院。教研室雖然沒有了，但《教育學》課還有，只是上課班級越來越少。電院與交院合并更名長沙理工大學后，《教育學》課最后竟只孤單地剩了物電學院開出一個班。全校一年就一個班，30來人，32學時。教這樣的課是沒有前景的，但我作為教研室元老或創(chuàng)始人之一卻始終沒有離開自己的崗位。多少年來，僅剩我一人獨自承擔著《教育學》課。從16人到1個人，教研室盡管早已煙去云散，但它在我心中卻一直頑強地存活著。
　　當然，學校并沒有忘記我這個《教育學》老師，每年新學期“青年教師崗前培訓”開始，師資處就會找到我，讓我承擔《高等教育學》的授課任務。我的學歷并不高，年年都有不少新進博士成為聽課學員。學校讓我主講，前后持續(xù)了28年之久。我之所以堅持上《高等教育學》這門課，是因為有一個信念在支撐：教研室不在了，但《教育學》還在！
　　我常會想到趙天喜老師，他現(xiàn)在應是八旬而近九十的人了吧。“吃水不忘挖井人”，一個人是這樣，一所大學的品格也應當是這樣的吧。
　　我的這個教研室的名稱是：教育理論教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