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兄李繼凱已經(jīng)多次催促我交稿，然而這樣一篇懷念文章卻始終無法下筆。往事果真如水盆里的魚鱗，只要伸手一攪，就會翻騰上來，點點片片，唏噓感慨。先生的音容笑貌，頓時浮現(xiàn)眼前。
　　1983年，我結束山西大學本科四年的學業(yè)，即赴陜西師范大學就讀研究生。跟黎風先生的結識與交往也從那時開始。9月，秋雨綿綿的西安，完全不是西北城市的面目。我就這樣入學了，也從此開始了與導師黎風的交往。每天與我同去導師家里的是師兄李繼凱。導師的身體和生活狀態(tài)可以用清瘐、清貧來形容，他的人生經(jīng)歷，也如一卷不愿打開的相冊，在點滴認知過程中，留下了可嘆、悲劇而又不失荒謬的記憶。黎風先生是江西吉水人，青年時代的他是一位熱血沸騰的詩人。他和后來的著名詩人公劉是鄉(xiāng)友，黎老師片段地講述過，當年他和公劉如何一起扒火車北上求學，追逐一個詩人的夢想。那時的他一定是一個意氣風發(fā)的青年吧，懷著夢想和希望去讀書、去寫詩、去參加革命。黎先生畢業(yè)于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學生時代的他就是一位積極的、活躍的革命青年，他曾擔任過北師大中文系黨支部書記，是一個把革命和詩歌當作雙重理想去追求的青年知識分子。
　　這樣的青年從五四開始就大量在中國涌現(xiàn)，他們從來都既是創(chuàng)作者也是劇中人，真可謂是你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看你。每個人既是造夢者，同時也裝飾了別人的夢。
　　作為一名青年詩人，黎風先生顯然比我有更大的追逐勇氣。他投稿泥土社，并和文學大家胡風有過書信往來。然而，夢魘也是從那時開始的。胡風反黨集團是一個時代的重大事件，仍然在做詩人夢想的黎風先生就因為一篇投稿和幾封通信而成了這個集團的一分子。應該是沒有進一步證據(jù)的原因，黎先生受到的處分是無法繼續(xù)在北師大學習、工作，被派譴到遠在西北的西安，成為陜師大的一名老師。
　　我從沒有主動問過他到西安以后的心情和景象，雖然不懂，但深知那是一個理想青年遭受的重大打擊。天下之大，哪里不能讓一個詩人生存，更何況是西安，一個誕生過無數(shù)偉大詩人的地方。但他的生活從此發(fā)生了巨變是肯定的。從同校的老師那里，我聽說了一點他后來的經(jīng)歷。印象最深刻并產(chǎn)生最大想象的，是他孤寂的身影，多病的身軀。不知是身體本來的原因還是心情所致，他的咳喘讓人揪心。據(jù)說，即使在夜半時分，周圍的人仍然可以聽到從他的住處發(fā)出的長久的、巨大的咳喘聲。這一事實我沒有求證過，但我想這樣的景象應該不屬于編造的范圍。一個青年詩人從此成了一個膽怯、懦弱、多病的教師。那樣的情形無法讓人去想象。
　　關于黎先生和胡風集團的關系，事件的由來和平反的時間，我真的并未過多尋問也理不清其中的脈絡。不過為了寫這篇文章，我有幸讀到陜師大一位早年師友的文章，其中提到兩點，一是由于黎風先生早年被劃定的是胡風集團嫌疑分子，文革結束后，由于當年辦案人已不在世，他的案子始終無法作結。甚至胡風本人已經(jīng)平反，黎風先生卻不能。直到胡風平反兩年后，黎風先生方才得以徹底平反并恢復黨籍。二是黎風先生的夫人李老師當年是作為黎風先生的女朋友而非妻子一起來到西安，且她長期選擇既不結婚也不離開黎風先生的態(tài)度。后在陜師大中文系領導的要求下方才結婚成家。
　　我見到的黎風先生已是一位老者，但現(xiàn)在想來，當時還只是副教授的他，應該也不過年過半百未進花甲。他戴一副不能再普通的眼鏡，視力很差，一只眼睛，不記得是左眼還是右眼，已經(jīng)全無視力，眼珠略陷，讓人不忍目睹。矮小的身軀行走已顯不便，走起路來身體微側，但說不清楚困難在哪里。他的居室是一套位于二層的普通樓房住宅，有將近一百平米吧。屋里沒有家庭的氣息，大多都是他一個人出入，除了幾個書架和一張書桌，就是一張簡易的床。書架上的書擺放并不整齊，也不成體系，偶爾能見到幾冊舊版圖書，可以證明他是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書桌有點零亂，先生習慣用毛筆寫字，筆多半是禿筆，墨盒也非書法家的硯臺，而是一個小小的黑色的塑料方盒，里面墊著綿絮，澆著墨汁，有點像初學書法的中學生置辦的工具。燒餅是我印象中先生最常吃的食品，他出門常帶一個尼綸兜子，里面除了一兩冊書，可能就是燒餅了。他身體看上去很弱，每每說話一多，就要喘甚至咳嗽。師母偶爾會在房間里見到，后來聽說，她住在自己單位的宿舍里，陪伴和照顧著自己母親。師母顯然是一個干練的婦女，利索，有文化，北方人，普通話很好，我們很少交流，因為她表情通常很嚴肅，也不多言語。她年輕時一定是朝著一位詩人走來，很快又與之共同承受生活的磨礪。多少年的苦衷，不用訴說，全寫在了不變的表情上面。他們有一個兒子秋羊，同樣也是偶爾見到一面。
　　黎先生研究的專業(yè)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重點是魯迅。除了魯迅，他研究最多的還有聞一多。在魯迅研究界，先生算不得名家大家，作為他本人第一批、也是陜師大第一批中國現(xiàn)代文學專業(yè)碩士研究生，我們的學業(yè)是很平常的那種，上無同門師兄，下無同門師弟，遠不像別的專業(yè)的同學，陣容強大，頗成勢力。那時的學校里，研究生本來就少，同年級全校文理科研究生加起來不過40多人，英語、政治等大課都是在一起上，像個班級。跟導師的聯(lián)系就是到家里交談。交上讀書筆記、學習卡片、短篇文章的作業(yè)，如此而已。那時，中國當代文學紅火熱鬧，作家作品不斷涌現(xiàn)，小說詩歌流傳甚廣，我的愛好不是聽課，而是泡圖書館翻閱，讀當代作家作品成了比學習現(xiàn)代文學還要熱衷的主業(yè)。印象最深的，是自己動手從頭至尾抄錄了朦朧派詩人舒婷的新詩集《雙桅船》。黎先生很快知道了我的“不務正業(yè)”，在與他的交談中，他語重心長地教導，三年時間很快，畢業(yè)論文非常重要，加之必須到外校答辯論文，難度可想而知，如果把精力放到當代文學的關注上面，勢必影響將來的學位論文答辯。但他并沒有嚴厲批評，作為一位年輕時代曾經(jīng)做過詩人夢想的他，一定知道一個文學青年無法抑制的夢想和愛好。
　　時間過得很快，我的論文以五四小說為研究對象，題目為“論五四小說的主情特征”，研究的目的，是證明五四是一個熱血沸騰的時代，文學家們無論才情高低，思想觀念、文學見解多么不同，但都是以強烈的感情色彩去抒寫個人、表現(xiàn)時代、批判社會。這種主情特征，彌補了他們藝術準備上的不足，以真誠、真摯、率真而營造了一個特殊的文學時代，即使如魯迅，其小說也多有格外的抒情色彩。我堅持認為自己的觀點還是有可取之處的，至少對一個文學時代的氛圍描述而言，是一個可取的角度。黎先生大體認同我的論文選擇，論文也經(jīng)過他多次精心修改，并給予了中肯的意見。那時沒有電子版，論文用鋼筆一遍遍謄寫后，拿到附近村莊農(nóng)民家的印刷作坊里打印成冊。一旦成形，就不能再修改了。我們的答辯分兩步，先是到西北大學進行畢業(yè)答辯，相對而言還是順利的，但已經(jīng)可以感覺到黎先生對是否過關的擔憂。那種師生的感覺有如父子，每一次沖擊都仿佛是一次共同冒險。
　　真正的考驗是學位論文答辯。因為本校無權授予，所以必須由導師聯(lián)系一個有授予權的大學，交上學生論文，等待同意通知。1985年，在整個西北西南地區(qū)的眾多高校里，中國現(xiàn)代文學碩士學位授予權的大學只有四川大學一所。黎先生起初想避開這個熱點，但幾番斟酌后，我們還是申請了四川大學并很快得到同意的回復。1986年5月的成都之行是愉快的，與我們同去申請的還有外國文學專業(yè)的學友張志慶、段煉。年輕的學生并無多少關于學問的擔憂，在川大的近十天時間留下的是輕松愉悅的紀念。
　　其實，論文答辯本身還是一個充滿緊張感的過程。當時川大的現(xiàn)代文學專業(yè)學科帶頭人是華忱之教授，其他如詩評家尹在勤、郭沫若研究專家王錦厚，也都是頗有影響力的學者。坐在答辯現(xiàn)場的五位答辯教師，除了黎先生，其他人從未謀面，完全不認識。繼凱兄的答辯相對順利很多，這也是他用功良多的回報吧。我的論文卻遇到一點麻煩，據(jù)說是王錦厚先生不大同意我將五四小說概括為主情，因為在他看來任何時期的文學都是表達情感的，這樣概述一個時代的文學不盡準確。黎先生自然非常緊張，應該是論文答辯結束當天吧，他帶我去拜訪了王錦厚先生，當面再次向他說明論文的本意和所指。解釋我已經(jīng)全然忘記，只記得王錦厚先生的回應，他并非不同意論文通過，但是從學術的層面上，他仍然持有保留意見，希望以后做論文更嚴謹些，并不影響授予學位。有驚無險的經(jīng)歷讓人松了一大口氣。我也因此和王錦厚先生結下師生情誼，記得之后的某一年，他到太原參加書展，還專門設法聯(lián)系到了我，并到我的小屋里一聚?；厥桩斈?，真是難得。而此行最糾結、其后最開心的應當是導師黎風先生，那種如同父親擔心孩子遭遇挫折，并把這遭遇的原因算到自己頭上的感情，無法再去體會。
　　畢業(yè)后我回到山西，到山西省作家協(xié)會工作?，F(xiàn)代文學的學問離得遠了，做個文學評論雜志的編輯兼寫一點當代小說的評論成了主業(yè)。然而也就是在我剛剛工作不久，師兄李繼凱從陜師大寄來兩本《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打開一看，在1986年的第三期雜志上，刊登了我平生發(fā)表的第一篇文章《略論五四小說中的母愛》。我因此產(chǎn)生了繼續(xù)寫文章的信心和興致。寫作的對象仍然是當代文學評論。之后，和黎風先生的聯(lián)系也只有通信。聯(lián)系漸少，但我知道他很快成了教授，身體也一如常態(tài)。其間曾去西安出差時拜訪過他。那是一個炎熱的夏天吧，記得先生帶我從他的家門出來，沿著一條小路前行，他請我吃了一頓午飯，在一家小飯館一人一碗酸湯餃子。而那次簡單的探望和更加簡單的聚餐卻成了我與先生的訣別。1998年，中國現(xiàn)代文學年會在太原舉行，繼凱兄來參會，其間得到先生不幸去世的消息，我們一起到郵局發(fā)了唁電，然后繼凱就趕回去幫助處理喪事。慚愧的是我并沒有同行，之后我從繼凱處知道他回去以后處理后事的一些情形。先生的骨灰送回到江西老家，從青年時期離開家鄉(xiāng)，他在外奮斗數(shù)十年，又把妻兒留在西安，自己魂歸故里了。這是一種歸來的欣慰還是一種分離的遺憾？先生不用再回答這樣的問題了。在我的心中，先生的逝去也帶走了一個時代的特殊命運。
　　時代已經(jīng)進入到了21世紀。世事也發(fā)生了太多的變化。每念起導師這個詞，眼前就會立刻浮現(xiàn)出我此生惟一的導師黎風先生的樣子。他非名家，不是權威，大半生的坎坷注定了他有一顆卑微的心。他生怕自己不能給予別人太多，從不知道自己應該獲取多少。對于此生的遭遇，他也很少提及。而在我的心目中，黎風先生的一生，就是一個意氣風發(fā)的青年，一個慷慨激昂的詩人，突然間變成了一個疾病纏身、生活清貧、默默無聞的教師。他從不在任何場合拋頭露面，也極少跟人談笑風生，他就是一個默默承受、咀嚼命運的知識分子。他沒有享受過成就的榮譽，甚至連生活的溫暖也未曾感受過多少，所有的理想都已停滯于青年時代。應該是十多年前吧，頗具影響的《新文學史料》似乎發(fā)表過一篇紀念和追溯先生的文章，他這樣一位本來有機會卻與文學史絕緣的夢想詩人和普通學者，也有人記得并記述，這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可惜他本人已無從知曉這一切了。
　　今天的詩人，可能會因為只能寫詩而百無聊賴；當今的學者，也可能因為學問得不到利益和榮譽的足夠回報而不平，而我的導師黎風先生，卻是一個獨守在寂寞中并害怕這寂寞也被人打破和侵占的人，一個卑微的知識分子是很多作家筆下的人物，然而我讀到的再多，仍然覺得不如我的導師黎風先生帶給我的震撼、影響以及其中的人生教益更多。就此而言我又覺得自己是多么幸運，得以和一位人生充滿曲折、內(nèi)心充滿復雜的人在一起度過了三年時光，并長期在他的教益下學習做人做事，他的心性有如一面鏡子，始終反射出某種奇異的光澤，給人警醒，讓人自省，并時時可以化做一股強勁的力量鼓舞和激勵人前行。（本文發(fā)表于2015年第三期《延河》，本報轉載時有刪節(jié)）（作者系我校校友，現(xiàn)任中國作家協(xié)會書記處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