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畫：紐約寫生作者：尹滄海


　　1956年，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雙百”方針），至今整整一個甲子。60年的滄桑與悲喜，一言難盡！
傾聽歷史的訴說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半p百”方針提出60多年來的文藝實踐貫穿著一條起伏跌宕的曲線，發(fā)人深省。
　　1956年元旦剛過，1月1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會上聽取了周恩來《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報告對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知識分子的地位與作用給予了高度評價，其中特別強調：知識分子中間的絕大部分“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緊接著，4月25日、28日，毛澤東在兩次重要的會議上講到“藝術問題上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百家爭鳴”的問題。5月2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fā)表了激動人心的講話：現(xiàn)在春天來了嘛，一百種花都讓它開放，不要只讓幾種花開放，還有幾種花不讓它開放，這就叫百花齊放。他還聯(lián)系春秋戰(zhàn)國時代諸子百家的爭鳴，肯定地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范圍之內，各種學術思想，正確的，錯誤的，讓他們去說，不去干涉他們。
　　5月26日，陸定一向文藝、科學界人士作題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報告，“提倡在文學藝術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中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chuàng)作和批評的自由，有發(fā)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意見的自由”。
　　這一切，似乎傳達著科學與文學藝術的春天即將到來的信息，預示著知識分子在屢遭批判之后就要迎來好運。然而歷史卻有著意想不到的發(fā)展。
　　在“雙百”方針春風吹拂下，一批敢向傳統(tǒng)理論挑戰(zhàn)的有獨到見解的文學論文相繼發(fā)表，引起文學界的不小震動與廣泛討論。同時，有一大批勇敢正視、大膽表現(xiàn)現(xiàn)實生活中的矛盾和“陰暗面”，在題材選擇、主題取向、人物塑造、表現(xiàn)手法以及語言運用方面具有鮮明藝術個性的作品，如雨后春筍般涌現(xiàn)，被人們稱為初現(xiàn)繁榮的“百花”時期。
　　令人痛心的是這個文學的春天太短暫了。她姍姍來遲，又匆匆而去。一年后的1957年，一場反擊“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的運動如狂風暴雨襲來。一些沖破教條主義禁錮脫穎而出的理論新見解受到批判，一度爭鳴的百家突然沉寂了；一些本來是“香花”的作品，卻被當作了“毒草”連根拔除，使一度盛開的百花突然凋零了；一些才華橫溢、卓爾不群的理論家、批評家、作家、藝術家，被加上了種種莫須有的罪名，突然從文壇消失了。這是繼1951年批判電影《武訓傳》、1954年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1955年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之后，文藝界從理論上、創(chuàng)作上、隊伍上遭受的一次重大摧殘！
　　1958年至1960年，隨著“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開展，經濟上的狂熱也使文藝界的極左思潮迅速升溫：號召作家也要“大躍進”，不僅全民掀起了創(chuàng)作“大躍進”民歌的高潮，而且要求作家都要運用所謂“革命現(xiàn)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chuàng)作方法”進行創(chuàng)作，甚至提出“建設共產主義文藝”的口號。這實際上是用虛夸的文學為浮夸的政治、經濟推波助瀾。
　　與此同時，在文藝理論、文學批評領域向所謂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文藝思想猛烈開火：對一些有新意的理論文章展開群眾性討伐，對前些年上演和發(fā)表的一些思想與藝術上有新突破的作品進行大規(guī)模的批判。有的人因此被打成“漏網右派”“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甚至被開除出黨。在科研單位和高等院校中還搞什么“插無產階級紅旗、拔資產階級白旗”運動，實際上是繼“反右”斗爭之后在政治上、思想上對知識分子的又一次整肅與掃蕩。文藝領域進一步籠罩在萬馬齊喑的一片肅殺之中。
　　文藝的沉寂與衰退引起了高層的關注。為扭轉文藝的蕭條局面，中共中央著手調整文藝政策。周恩來于1961年、1962年就文藝問題連續(xù)發(fā)表了幾次重要講話：1961年6月19日《在文藝工作座談會和故事片創(chuàng)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2月17日《對在京的話劇、歌劇、兒童劇作家的講話》，1962年3月2日在廣州的一次會議上所作的《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報告總結過去幾年的經驗教訓，糾正“左”的錯誤，重提“雙百”方針，強調藝術民主。政治上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即脫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加“勞動人民知識分子”之冕；專業(yè)上為受到不公正批判的作家、藝術家平反，并廓清了創(chuàng)作與批評方面的種種清規(guī)戒律。為貫徹落實“雙百”方針和藝術民主，文藝界還制訂了《文藝八條》和《電影三十二條》等文藝新規(guī)，從而調動了作家、藝術家的創(chuàng)作積極性，文苑又重現(xiàn)生機。文藝創(chuàng)作又現(xiàn)百花齊放之象，文藝理論與批評又呈百家爭鳴之勢。
　　然而好景不長。1962年秋，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提出“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理論，在康生的策劃下對所謂“反黨小說”《劉志丹》開展批判，從而使國內的政治形勢與文化形勢陡然嚴峻起來。文藝家們剛剛過了兩年不到的好日子戛然而止。文藝界的寒冬又到來了。
　　1963年12月12日，1964年6月27日，毛澤東先后兩次對文藝工作作了批示，對文藝事業(yè)的現(xiàn)狀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對文藝界幾乎全盤否定，從而導致了文藝界的整風運動和1964—1965年文藝領域的全面大批判運動。當時形成了這樣一種極不正常的情況：寫古代歷史，就可能被看作是“借古諷今”、“含沙射影”；寫革命歷史，就可能被認為是“為某某樹碑立傳”或“為某某翻案”；寫現(xiàn)實生活，則可能被懷疑是“惡毒攻擊”；寫愛情、家庭，就被指責為“宣揚資產階級人性論”；寫反面人物，有“美化”之嫌，寫正面人物，有“丑化”之罪。幾乎所有忠于現(xiàn)實、忠于自己藝術良心的作家、藝術家都難逃突然而至的懲罰。
　　在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全面實行文化專制主義：全國的文藝報刊除林彪一伙把持的《解放軍文藝》外全部停刊；古今中外優(yōu)秀文藝作品均當作“封資修的黑貨”被查禁和焚燒；許多作家、藝術家被批斗、勞改甚至被迫害致死。百家噤聲，百花凋零，這是一場真正的文化浩劫！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文藝的新時期開始了。痛定思痛，中共中央領導人對文藝問題的認識回歸常識、常理。鄧小平在1979年召開的第四次文代大會上的祝詞中說：“文藝這種復雜的精神勞動，非常需要文藝家發(fā)揮個人的創(chuàng)造精神。寫什么和怎樣寫，只能由文藝家在藝術實踐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決。在這方面，不要橫加干涉?！蔽耶敃r在人民大會堂旁聽大會，當鄧小平的話音剛落，全場立即爆發(fā)出一陣經久不息的雷鳴般的掌聲。作家、藝術家們的心被深深打動了！多少年來他們等待的就是這樣一句話：“不要橫加干涉”！1984年，胡啟立在中國作協(xié)第四次代表大會上代表黨中央致詞，批評對文藝“干涉太多，帽子太多，行政命令太多”，重申了“創(chuàng)作自由”“評論自由”的原則，又一次點燃了作家們創(chuàng)造的激情。
　　在新的方針政策的指引、激勵下，70年代末至整個80年代，中國文學藝術事業(yè)處于一個空前的大發(fā)展、大繁榮的時期。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知青文學、人的文學、尋根文學、現(xiàn)代派文學……一浪接一浪。當時，思潮迭起，人才輩出，佳作涌流，亂花迷眼，被人們稱為是“文學的黃金時代”。
　　經過80年代與90年代之交的短暫沉寂，在1992年在鄧小平視察南方講話之后，全國改革開放出現(xiàn)了新氣象，文藝也邁開了新步伐。從90年到新世紀，文藝進一步多元化發(fā)展，出現(xiàn)許多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作家、作品。60年的歷史告訴我們：什么時候貫徹了“雙百”方針，文藝之樹就繁茂；什么時候丟掉了“雙百”方針，文藝之花就枯萎。這就是沾著血痕的歷史結論，也是通過正反兩方面的實踐反復檢驗得出的真理。
　　“放”與“鳴”的本義
何為“雙百”的本義？
　　長期以來，“雙百”的本義被有些人有意無意地扭曲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人們把“雙百”方針看作是一個在政治思想領域里進行階級斗爭的方針，當作是同所謂代表資產階級意識形態(tài)的知識分子作斗爭的一種策略，說什么“牛鬼蛇神只有讓它出籠才好殲滅，毒草只有讓它出土才能鋤掉”，而“雙百”方針就是引出資產階級思想和階級敵人并把它們一網打盡的一種手段，即所謂“引蛇出洞”。這樣，“雙百”已不是學術上、藝術上的正當競爭，而成為一種名副其實的政治陷阱。
　　“雙百”方針不是階級斗爭的策略，更不是整治知識分子的手段。那么，“雙百”方針提出的理論基礎應該是什么呢？我們說，是人類的認識規(guī)律和文化發(fā)展規(guī)律。
　　所謂人類的認識規(guī)律，是說：真理的發(fā)現(xiàn)，不是一個人一次能夠完成的，經常是某一個人發(fā)現(xiàn)真理的某一個或幾個側面，而其他的人不斷地去校正它、補充它、完善它，從而逐漸地去接近真理。所以，要發(fā)現(xiàn)和把握真理（或得到對事物的相對正確的認識），必須實行百家爭鳴的方針，通過自由討論，互相論辯，去進行真理的探索。
　　所謂文化發(fā)展規(guī)律，是指文學藝術活動是一種個體性的審美創(chuàng)造活動，由于每個作家、藝術家、批評家的生活經歷、價值觀念、思想修養(yǎng)、性格氣質、審美趣味等的差異，而形成了各種各樣的創(chuàng)作方法、作品風格、藝術流派以及對作家作品的不同理解與評價，從而使文學創(chuàng)作、文學批評呈現(xiàn)出特有的五彩繽紛的景觀。所以，在文學藝術領域里，必須實行百花齊放的方針，讓藝術上的不同形式與風格可以自由發(fā)展，讓理論上不同的觀點與學派可以自由爭論。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毛澤東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是一個基本性的同時也是長期性的方針，不是一個暫時性的方針?！保ā对谥袊伯a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在這里，毛澤東特別用了“基本性的”、“長期性的”兩個修飾語，是意味深長的。
　　其實，馬克思主義的老祖宗馬克思早在170多年前就從認識論和哲學的高度，闡述了包括文學藝術在內的人類思想與精神本應是多元的道理。1842年，馬克思曾對當時獨裁專制的普魯士政權的《書報檢查令》進行過猛烈的抨擊。當權者強制作者“不應當用自己的風格去寫”，而要遵循官方“指定的表現(xiàn)形式”。馬克思憤怒地質問道：“你們贊美大自然悅人心目的千變萬化和無窮無盡的寶藏，你們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羅蘭發(fā)出同樣的芳香，但你們?yōu)槭裁磪s要求世界上最豐富的東西——精神只能有一種存在形式呢？……沒有色彩就是這種自由唯一許可的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陽的照耀下都閃耀著無窮無盡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陽，無論它照耀多少個體，無論它照耀著什么事物，都只能產生一種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7-9頁）在“精神的太陽”照耀下，文學本應“閃耀著無窮無盡的色彩”。數(shù)千年來世界各個國家、各個民族的文學發(fā)展史都得出了一個共同的結論：世界是多元的并且處于不斷流動的狀態(tài)，所以，作為絕對個性化的、反映這種多元、流動世界的文學必然是多彩多姿的，千變萬化的。承認并尊重文學藝術的多元性、流動性，這才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本質與本義。
　　胡耀邦曾明確宣示：今后對文學家、藝術家要堅決實行“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辮子”的“三不政策”，深得人心。
　　習近平同志2014年10月15日《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在講到加強和改進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時，強調“要尊重和遵循文藝規(guī)律”，“要尊重文藝工作者的創(chuàng)作個性和創(chuàng)造性勞動，政治上充分信任，創(chuàng)作上熱情支持，營造有利于文藝創(chuàng)作的良好環(huán)境”。
　　如果社會能有一個“寬松、寬容、寬厚”的環(huán)境，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藝大繁榮時代將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