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夠上大學，很不容易，因為解放以后家庭經(jīng)濟狀況發(fā)生了變化。所以，那一年我考大學時，說是可以申請助學金才去考，但學費還要交。我姐姐把結(jié)婚戒指賣了，我才上了學。上學后，所謂助學金也很少，只有四十斤小米。我沒錢交住宿費，只能買張電車月票走讀。不管怎樣對付著生活，大學算是上成了，而且是一心想上的由陳垣當校長的輔仁大學。這所大學的前身是1913年由英斂之在北京香山靜宜園創(chuàng)設(shè)的輔仁社。此后，英斂之努力促進公教大學的籌辦，1925年公教大學成立。1927年，北京公教大學改名為私立北京輔仁大學。1950年10月，輔仁大學由中央人民政府接管。1952年9月，與北京師范大學合并。輔仁大學前后共存在27年，為中國培養(yǎng)了大量本科生和研究生。
　　我所上的史學系，教師隊伍很整齊，亦不乏名師。給我上過課的老師，除陳垣外，還有趙光賢、劉啟戈、李雅書、吳世俄、朱慶永、楊曾威、尹敬坊、陳桂英、榮孟源等老師。陳老上課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既嚴肅又和藹可親，七十歲的老人，精神非常飽滿。他講課深入淺出，學生容易明白，而且點到為止，留給學生思考的余地。我特別欣賞陳老的板書，整齊、瀟灑、剛勁、勻稱，從不潦草。我教書以后，覺得板書很不好寫，一般寫出來的字不耐看。我常對自己的學生說，陳老的板書好看，別人寫出來是趴著，陳老寫出來的字是立在黑板上。陳老的課使我受益匪淺，從中學到很多做學問的態(tài)度、道理和方法。當時，我不僅聽他的課，還看他的書。如他的《?？睂W釋例》所提出的“對校、本校、他校、理校”的方法，對我后來研究中共歷史進行辨?zhèn)?、?？庇泻艽髱椭?br>　　上文說到，輔仁大學與北京師范大學合并是1952年9月。當時，叫做“院系調(diào)整”。為了使輔仁和師大兩個學校的同學合并前先接觸一下，1952年暑假，兩校學生一起到門頭溝區(qū)潭柘寺野營。暑假以后，我就從輔仁大學史學系二年級的學生變成了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三年級的學生。
　　進入大學后，我一看，輔仁大學的圖書館比大同中學的圖書館大多了（現(xiàn)在看輔仁大學當時的圖書館也是很小的），藏書豐富，真高興。每天到學校不去教室上課，直奔圖書館，借來線裝書就看，一頭扎進去。有時，干脆不去學校，而去新華書店看新出來的書，因為圖書館進新書不及時。在圖書館，每周要用一天時間看各種期刊，以便了解多種學科的前沿。雖然學歷史，但一定要關(guān)注相關(guān)學科的發(fā)展，只有具備多學科的知識，才能搞好本學科。
　　大學一年級，學中國通史時，我就考慮是不是可以把研究甲骨文當作方向。想來想去，決定試一試。研究甲骨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它與現(xiàn)代文不一樣，難于認清。甲骨文是用青銅刀在龜甲和獸骨上刻，因為材料堅硬，字形多是方塊形和長方形，這顯然對現(xiàn)代文字有影響。我搞了一陣，很有興趣，天天在紙上劃，并努力對尚未被認識和隸定的單字進行破解。但多次努力都沒有成果，這使我逐漸懷疑干下去的前景究竟如何。經(jīng)過思考，我決定改方向。第一次問路失敗了，我并不灰心。因為一切努力沒有白干，不僅搞的過程中看了很多書，對后來的研究有用，更重要的是積累了研究問題的經(jīng)驗。失敗使我更加慎重地選擇方向。我分析了主客觀條件：外語不行不能搞外國歷史，古文不行不能搞中國古代史，而且外國史與中國古代史離現(xiàn)實較遠，有點與當時的政治環(huán)境不甚相符，遂決定研究中國近代史。我對鴉片戰(zhàn)爭、太平天國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進行了問路式的研究，并寫了一篇《鴉片戰(zhàn)爭以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變化》，得到當時教中國近代史的榮孟源老師的夸獎。說到這位老師，他跟我關(guān)系很好，當時他是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員，在輔仁大學歷史系兼課。他是范文瀾的得力助手，在中國近代史方面有很深的造詣。特別是在史料學的研究上成果甚豐，主持編輯了多部資料書，如《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等。經(jīng)過思考，我把研究太平天國運動作為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切入點。隨后，我搜集到當時能夠看到的有關(guān)太平天國運動的原始材料，以及謝興堯等研究太平天國史專家的著作，仔細閱讀，深入研究。我研究過洪秀全，也研究過洪仁?５筆保?曳淺Ｐ郎汀蹲收?縷?罰?銜??沂玖朔⒄棺時局饕宓囊饌跡?欠?鮮貝?繃韉母倭??？上В?捎詼嘀忠蛩氐那Ｖ疲?槿詩的理想未能實現(xiàn)。另外，我還研究過太平天國時期對中國傳統(tǒng)習俗的沖擊。由于我整天都看有關(guān)太平天國的書，被同學戲稱為“太平天國專家”。這一段的研究，對我后來從事中共歷史研究有很大的好處。因為中國共產(chǎn)黨所進行的改造中國社會的奮斗是直接繼承了鴉片戰(zhàn)爭以來前輩們拯救中國的事業(yè)，因為中國近代史是研究中國共產(chǎn)黨歷史的大背景。
　　為了研究問題，我除了在輔仁大學圖書館看書和向老師借書之外，還常去北京圖書館。我當時手里沒有坐車的錢，只能走著去，雖然很累，但卻不在乎，來回勁頭十足。去一趟不容易，要呆就一天，中午也沒錢買飯，只能吃個燒餅之類的東西，晚飯多吃點也行了。我當然沒錢買書，借來的書，自認為重要的原始材料用手抄下來，而且字體工整，不潦草，確實很費勁，但每抄完一個材料，像完成一件大事，心里美滋滋的。
　　在問路研究的過程中，我體會出進行歷史研究必備的兩個條件：一是要掌握大量的原始材料。就是說，一定要從大量原始材料中分析出結(jié)論，不能靠二手材料做文章。對于以往研究者的成果，可以而且應(yīng)該參考，但不要被其左右。二是要有堅實的理論基礎(chǔ)。不管研究者以什么理論為指導(dǎo)，這是個人的選擇，但沒有理論指導(dǎo)不行。當然，在當代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工作者應(yīng)該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dǎo)，這就需要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和方法比較熟悉，能夠比較靈活地運用基本理論和方法分析歷史問題。另外，在研究過程中，還必須有堅強的毅力、韌勁、耐力，必須特別有興趣。興趣、愛好很重要，因為如果對一件事沒興趣，不愿意做，即使做了，也鉆不進去，不能千方百計去想辦法，當然不會做好。毅力和興趣，是搞好任何科學研究的基礎(chǔ)。
　　正當我興致勃勃地研究太平天國運動的時候，1952年年底，組織上找我談話，問我愿不愿意到學校新成立的馬列主義教研室的中國革命史資料組當資料員。此前，也就是1952年下半年，組織上曾經(jīng)希望我去北京地質(zhì)學院當中國革命史教員，我不愿意去，或者說也有點不敢去。這回說去當資料員卻正合我意，因為正想能有機會接觸更多的史料。至于從搞近代史轉(zhuǎn)成搞革命史，倒覺得還可以，一方面兩者是相聯(lián)接的，一方面搞太平天國運動尚未有什么成果。當時別人很不愛當資料員，認為資料員是教學輔助人員，被人看不起，可我卻沒有這樣想法。這樣，在我大學三年級上完第一學期以后，即1953年2月，也就是我剛剛二十歲的時候，開始在北京師范大學馬列主義教研組中國革命史資料組做資料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