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秋，我在歷史系畢業(yè)以后留校工作，分配在中國古代史教研室任教。開學不久，系領導就通知我們教研室的青年教師吳量愷、劉慧琪、鄒賢俊、魏永昭、范植清和我六人，去錢基博老教授的家里，聽他老給我們講授中國古代史。
　　聽到這個消息，當時大家心里都非常高興，深深感到這是領導對我們培養(yǎng)和深造的一個好方法，既發(fā)揮了老教授的潛在能力，又適應了青年教師提高的迫切需要，是非常適時的一種舉措。當時我們對錢老雖然了解不多，只知道他是一位知識淵博的國學大師，在文史方面有很深的造詣。記得還在我們求學時，歷史系成立文物陳列室并舉行展覽，就是在他的倡導和具體指導下進行的。能有機會接受他的教誨，對我們來說是非常期盼的。
　　與錢老第一次見面1956年10月3日，我們與錢老第一次見面了。當時我們住在南湖校本部這邊，錢老住在曇華林華中村，和他的女婿石聲淮教授住在一起。那時兩地有校車往返，比較方便。我們六人在錢老的客廳，圍坐在一張食桌旁，聽他講關于教學事項的安排。剛開始時，我們對錢老的江浙口音，有時還不能完全聽清楚，這時石聲淮教授就在旁為我們作翻譯。接觸多了,我們就完全能聽懂錢老的講話了。
　　錢老首先提出教材問題，說講課要結合讀書來進行，要有一個好本子?！锻ㄨb輯覽》就是他選定的一個本子。為什么要選這部書為課本呢？理由有三：該書有典章制度部分，學習中很需要；地理部分注明了清代的名稱，便于學習；從遠古到明末，包括的時間長，可以了解歷史的全貌。有此三點，所以用此書為本經，結合點讀本書，也可以大大提高大家閱讀古書的能力，是一種學習鍛煉的好機會。錢老又提到，在講課中，不僅僅限于書本，還要結合歷史文物來讀，這是一種試驗。如果行之有效，可以推廣，失敗也可以吸取教訓。既然自然學科有標本可用，歷史文物不就是歷史教學的標本嗎？在以后的教學中，錢老是做到了結合歷史文物教學的，既到歷史系文物陳列室結合實物講課，又曾帶我們到省博物館邊參觀、邊講課，以增進我們對歷史文物的認識和與歷史發(fā)展關系的理解。
　　決定了教材以后，我們回家就分頭去購買教材。那時武漢市的舊書店還比較多，武昌司門口、民主路，漢口交通路等，還保存有多家古舊書店。我們幾個人大多買了這部書?！锻ㄨb輯覽》有多種刻印版本，我買的是三味堂刻本。紙質既黃且薄，因此價格比較便宜，120卷分裝成60本，只花了幾元錢就買到了。好的刻本，白紙精印，大概也只要幾十元錢就可以買到。這是我工作以后買的第一部大部頭的線裝書，一直保存到今天仍舊完好。
　　錢老給我們正式上課一個星期后，我們第二次到錢老家，開始正式上課。他結合《通鑒輯覽》，先就史書的三種基本載體做了全面的介紹。他認為紀傳體史書正式形成于司馬遷的《史記》，而編年體的史書源于《春秋》，最著名的是北宋司馬光編撰的《資治通鑒》。至于紀事本末體史書，則始于南宋袁樞。
　　三者之中，紀傳體以人為主，編年體以年月為主，紀事本末體以事為主，編寫時體例各有特點，可以并存不悖。《通鑒輯覽》這部編年體史書，吸收了前代編書的特點編撰而成，是封建統(tǒng)治者的一部不成文法典，是一面鏡子。我們學習中國歷史，眼光要遠大。最后錢老交待了我們點讀《通鑒輯覽》的具體內容。
　　到下一次聽課時，錢老首先檢查我們點讀《通鑒輯覽》的情況。他叫我們對照著所點讀的內容，一句一句往下念，什么地方該用逗號，什么地方該用分號，什么地方該用句號，什么地方該用冒號……一一交待清楚，一點也不含糊。各人點錯的地方，自己即時糾正。校對完了以后，又布置下一次點讀的段落，到時又再一次校正所點讀的內容，這樣反反復復多次，使我們感到獲益不淺。實際上，這是老一輩文史專家培養(yǎng)后輩的通行做法，既切實可行，也非常有效。
　　每次講課都充分準備從1956年10月到1957年6月，錢老為我們扎扎實實講授了一年的中國古代史課。從我保存的聽課筆記來看，一共講了34次課。每次講課，錢老都做了充分準備，列出了詳細的提綱和要點，而不是隨心所欲地想到什么就講什么。在一般人看來，像他這樣一位學識淵博的老學者，憑著幾十年豐富的教學經驗，給我們這樣幾個初出茅廬的后生講課，是用不著備課就可以應付裕如的。錢老卻不然，依舊認真謹慎地對待，一點也不馬虎和隨便。
　　結合點讀《通鑒輯覽》的內容，錢老講述大概分為這樣幾個階段：遠古傳說時期、夏商周時期、春秋時期、戰(zhàn)國時期、秦漢時期。在各歷史階段，所講內容不是平鋪直敘，而是根據各個不同歷史時期的特點，重點講幾個問題。如夏代，講夏禹治水，如何采取疏導的方法。疏導方法又分為三個方面：一為浚，即使河床加深，使束水淘沙，或人力疏浚，以使水流通暢。二是播，即分流以減弱水勢，如孟津以下，分為九河便是。三是潴，即蓄水于湖澤。在錢老看來，與歐美各國相較，無論遠近皆不出此三途，可見夏禹治水方法之正確。
　　在講述商周歷史中，錢老結合歷史文物，對青銅器的論證特別詳盡，從鑄器的金屬成分到器物的形制、花紋、文字等，都一一進行了分析介紹，使我們對文物的認識有了較大的提高。錢老還帶我們到歷史系文物陳列室，觀察實物的形狀，講述各自的特點，互相比較其相同點和不同之處，以見其時代的特點。我們原來對于鼎、簋、尊、爵都分不清楚，逐漸能認識到商周器物的不同形制和特點，對歷史文物的知識得到很大的提高。
　　在中國古代歷史時期中，春秋、戰(zhàn)國是一個重要的發(fā)展階段。錢老在一年講課中，約三分之二的時間，是講春秋、戰(zhàn)國的歷史。在過去討論社會分期時，不少歷史家認為這一時期是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斷限時期，但具體時間又各不相同。錢老沒有提出斷限問題，但從講述過程中，認為戰(zhàn)國末期是上古史的終結，秦漢史乃是中古史的開端，這個觀點是清楚交待了的。
　　關于春秋時期，錢老也認為五霸之說不確切，宋襄公算不上霸主，而南方的吳、越則曾稱霸一時。秦穆公僅稱霸西戎，不若鄭之在中原稱雄。所以在春秋時期真正稱霸爭長的應是齊、晉、鄭、楚、吳、越六國。講戎蠻夷狄之融合時，錢老列舉了內地十多個少數(shù)民族，在不斷的斗爭中，逐漸融合到了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中，即所謂“夷而進入中國，則中國之”。對于孔夫子，錢老曾作過重點介紹。他認為孔子作為一個承先啟后的偉大歷史人物，應把他放在時代中去看，而不應作超時代人物看。
　　對于戰(zhàn)國時期這段歷史，錢老主要是講西邊的秦國與山東六國的關系，也就是合縱連橫的問題。他對于合縱連橫的各種解說都做了介紹，認為縱有群眾之意，橫有橫恣之意?！稘h書·藝文志·諸子略》中有縱橫家一類，就是記載當時的情況的。持縱橫之說的游士們，以言詞使各諸侯信服，從而取得聊相之位，這在當時是很普遍的。這樣知識分子在社會上的地位得到很大的提高，出現(xiàn)了王侯將相競相養(yǎng)士之風。諸子百家競相爭鳴，是春秋戰(zhàn)國時期突出的社會現(xiàn)象，學術文化在社會發(fā)展中的積極作用，不僅在當時，在各個歷史時期中均是如此。通過這段歷史的講解，能夠看出錢老對自己身為知識分子的自豪感。
　　講完了戰(zhàn)國階段的歷史之后，錢老用一次課的時間，介紹上古史料。可見他是把秦統(tǒng)一以前的先秦時期，看作上古時期。這時已到了1957年的5月下旬，學期快結束了。在此后的三次課，講的是秦漢時代，但只是開了一個頭，一年的教學活動就全部結束了。
　　錢老在講述中國上古歷史中，多有自己的獨到見解，不見有人云亦云之處。因為是在精通古籍的基礎上提煉出來的結論，自然不完全等同于一般的史著。他一生雖然重點在研究集部之書，然而在古代是文史不分家的，身為國學大師的他，的確是博古通今，文史通賅的。
　　誨人不倦 學而不厭1987年是錢老誕辰一百周年、逝世三十周年。華中師范大學學報出了紀念錢先生的專輯。當時時任華師校長的章開沅教授和國學大師張舜徽教授，都寫了專文稱頌錢老。章教授認為“熱愛祖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嚴于律己、講究操守”是錢老最突出的美德卓行。張教授則以“學習錢子泉先生‘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精神”為題，舉了不少具體例子，說明錢老是如何“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
　　我們作為錢老的最后一批學生，通過一年的親身接受教誨，深切體會到了錢老“誨人不倦”的精神和美德。已是古稀之年的錢老，加上身體也不是很好，完全可以在家頤養(yǎng)天年，不必再擔任教學工作了。但是經過當時院系領導的協(xié)商和邀請，錢老欣然答應為我們講中國古代史，完全是義務性質的，并且一講就是一年整。他不僅一絲不茍地認真?zhèn)湔n，還有始有終地負責到底。這難道不是誨人不倦的生動表現(xiàn)嗎？
　　錢老一生孜孜不倦地研究文史之學，碩果累累，是學而不厭的典范。他四十多年從事教書育人的工作，桃李滿天下，是誨人不倦的楷模。錢老熱愛祖國，儉樸自守，公而忘私，將自己畢生收購圖書、文物全部捐獻給國家。這種高尚的道德情操，是大家學習的榜樣。值得紀念錢老誕辰一百二十周年，逝世五十周年之際，讓我們永遠記住錢老的教導，矢志不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