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屬的馬列主義教研室是1952年下半年成立的，教研室下設政治經(jīng)濟學教研組、中國革命史教研組，分別負責全校的政治經(jīng)濟學和中國革命史教學。我和沙福志是這個教研組的資料員。中國革命史教研組在1953年9月成立政治教育系①之后，改稱中國革命史教研室。
　　建立資料室，光有人不行，還必須有房子、書架，更重要的是書。我們的資料室設在原輔仁大學的二院，有兩間非常高大的屋子，外屋是辦公地點，里屋放著多個頂天立地的大書架。然后，把北師大和輔仁兩所學校館藏解放前的舊書、舊雜志以及解放后剛出來的有關(guān)新書搬來，如《新青年》、《少年中國》、《新潮》、《國民》、《東方雜志》、《國聞周報》等等，相當豐富。在當時，幾個大的大學中，雖然有的圖書館館藏比北師大、輔仁圖書館合起來還要多，如北大，但并沒有集中，沒有我們資料室那么大氣勢。為了搞好資料室工作，我們一起去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基礎教研室的資料室參觀。他們的資料員翻著報紙查找資料，一條都不丟，仔細搜索。他們有時把一年的報紙翻完，也沒找到一條想要找的資料，這本身就是很大收獲，因為它證明這一年的某種報紙上沒有這方面的材料。他們的做法和說法，給我們很大啟發(fā)。
　　我分工管書、整理書、借書、買書。買書主要指的是去舊書店（東安市場、西單商場、隆福寺等地），買解放前的書籍和報刊。由于北師大和輔仁圖書館革命書籍和報刊所藏比較少，所以重點是采購這方面的書籍和報刊。當時，有一些書商專門去南方，如廣東、湖南、湖北一帶，收集散落在民間的革命書籍和報刊。《新青年》這個重要的刊物，我們只有一至九卷，沒有季刊和不定期刊?！断?qū)А?、《共產(chǎn)黨》、《先驅(qū)》等，我們一本也沒有。怎么辦？只好到舊書店、舊書攤?cè)ヌ詫殹Ｎ胰靸深^去，跟許多書商很熟。他們這些人雖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對革命書籍和期刊的名稱、版本、期數(shù)相當了解，我從他們那里學到很多知識。當時，除了我之外，碰到最多的是中央黨校、中國革命博物館的人。單位來挑書的人，對書商來說，就是上帝，他們特別注意單位購書人的行蹤，有的你不認識他，他卻認識你。有一次，我從舊書攤前走過，突然聽人叫我張同志，一看，是個賣書的，不認識。此人很神秘地給我拿出一本書，叫《湖南自治運動》，是1920年出版的，內(nèi)有毛澤東在《大公報》發(fā)表的幾篇文章。這本書確是很稀有的，當然不能錯過，我馬上決定讓賣書人送到北師大圖書館?？上?，這本書被中宣部知道了，硬從我們這里調(diào)走了。經(jīng)過十幾個月的努力，我把許多革命期刊都湊齊了。這些書籍和報刊應該還在北師大圖書館存著，不過后來影印本多了，原件也就很少有人再用了。
　　在中國革命史資料組工作的一年中，我打下了非常堅實的史料基礎。除了出外購書和在室內(nèi)整理書之外，有足夠的時間看書。我和朱純治、沙福志住在會賢堂②。這時，在資料室內(nèi)安了一張床，我常常睡到那里，以便看到更多的書。比如，《新青年》月刊一至九卷、四期季刊，五本不定期刊，我全部看完。所謂全部看完，包括論文、小說、詩歌、譯文、通訊、廣告，一字不丟?？赡苡腥瞬幻靼诪槭裁匆磸V告，其實看廣告可以知道很多事，比如看雜志廣告，就能夠知道那種雜志上有什么人發(fā)表了什么文章?！缎虑嗄辍愤@個刊物對研究中國共產(chǎn)黨創(chuàng)立時期和大革命時期的歷史有重要的作用。研究中共歷史一定要掌握第一手史料，這需要花很大力氣。但是，一部中共歷史的史料浩如煙海，不能一下子都掌握，而《新青年》則是掌握一手史料的入手之處。要想深入研究中共歷史，必須通讀《新青年》。一年的功夫沒白下，民主革命時期的主要史料，有的精讀過，有的粗讀過，有的知道目錄。這些積累對后來我的研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54年2月，組織上調(diào)我到北京大學哲學系進修。那年月，跟蘇聯(lián)專家學習是個非常時髦的事，最早有蘇聯(lián)專家上課的要算中國人民大學，隨后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也相繼有了蘇聯(lián)專家。組織上調(diào)我去北京大學進修是因為去了個教哲學的蘇聯(lián)專家，叫薩波什尼柯夫。說心里話，當時我不愿意去，因為喜歡搞歷史，不愛搞哲學。不過當時我又想到，研究歷史必須掌握理論，借此機會學習點理論也是好事，學完了還可以想辦法轉(zhuǎn)回搞中國革命史。
　　帶著矛盾的心情，我來到了北京大學哲學系進修。北京大學哲學系在全國大學和研究單位中是很有名氣的，云集了許多著名的哲學家，比如，馮友蘭、金岳霖、鄭昕、任華、張岱年等。雖然我不想去學習，但我非常敬佩這些名家。
　　在北大進修期間，主要是聽薩波什尼柯夫講課。此人十分敬業(yè)，也堅信馬克思主義，但比較教條，而且水平不高。尤其是在我確定論文選題的時候。最初我是想研究梁啟超，所以就擬定了“梁啟超改良主義研究”的題目。講了我的想法之后，他大發(fā)脾氣，說你是共產(chǎn)黨員，怎么能研究改良主義？照他的邏輯，研究秦始皇就成了封建專制主義者，研究資本主義就相當于資本家。他是專家，沒商量，只好自己去改題目。我改成研究李大釗之后，他伸出大拇指，連聲說“好”，那個樣子確實也挺可愛的。我應該感謝他，由于他的反對而使我改了題目，以后一輩子研究李大釗。多虧他，歪打正著，否則，也許一事無成。
　　除了聽薩波什尼柯夫的課之外，馮友蘭、張岱年、任華等都給我們講過課，收獲還是很大的。聽這些課要考試，考試是采用口試的方式，先抽題目，做點準備，再進屋去答。因這個課是馮友蘭和張岱年兩個人講的，一前一后，所以要抽兩個題目，一人一個。進屋以后，我說先答馮先生的題。接著，我就說馮先生在課堂上怎樣說的。張岱年聽著即使我答得不對的地方，也不敢說，而馮友蘭聽著更不好說什么。到答張岱年的題目時，又如法炮制。答完后，二位相互一點頭，馮友蘭說：“五分”。
　　兩年半的進修，主要干了兩件事。一個是繼續(xù)加強史料的基礎，一個是專心深入讀馬恩列的著作。過去在讀史學理論書籍時，雖然也接觸過馬恩列的著作，但都是片斷的。這回則不一樣，而是一字一句地讀原著，認真思考，到自認為讀懂為止。讀后確實受益匪淺，不僅更堅定了信仰，而且大大提高了理論水平和分析問題的能力，這對我后來研究中共歷史學以及為人處世、觀察社會都有很大的幫助。我一直以為這兩年半叫“進修”，沒想到“文化大革命”以后，北京大學突然發(fā)給我一個研究生班的證書。這樣，我有了研究生學歷。
　　注：①北京師范大學政治教育系（簡稱政教系）從成立到取消，共存在26年。1979年，政教系一分為三，即哲學系、經(jīng)濟系、馬列所。這個世紀初，又分別改為哲學與社會學學院、經(jīng)濟與工商管理學院、政治學與國際關(guān)系學院。2008年下半年，政治學與國際關(guān)系學院又加了一塊牌子叫馬克思主義學院。
　?、跁t堂是清光緒末年建的大飯莊，坐落在什剎海西北側(cè)，面對什剎海，環(huán)境幽雅，院子很大，房間很多，均為木結(jié)構(gòu)小樓，并有一座大戲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