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李星皎


□魯?shù)虏?br>　　筆者考察4種說唱《包公案》或《三俠五義》本子，說唱本存在兩種版本系統(tǒng)；說唱本的后半部與結尾同《龍圖耳錄》又截然相反，顯然也存在兩個系統(tǒng)的包公案。這不僅是以說唱與白文劃界，重要的是以有否“鬼怪妖邪”、“異端邪說”而區(qū)分。說唱本大多有妖異部分，而《龍圖耳錄》則刪去邪說，不單純是“耳錄”，有許多創(chuàng)新。石玉昆說唱《龍圖公案》的后半部是否含妖邪內容，有待進一步論證。
說唱本存在兩種版本系統(tǒng)
　　筆者看過4種說唱《三俠五義》的本子：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雙紅堂石韻書7種抄本與說唱《龍圖公案》王茂齋抄本，北京首都圖書館存清蒙古車王府藏說唱《包公案》與《三俠五義》。
　　雙紅堂7種抄本為：《全本報主盤盒打御》、《全本小包村》、《全本鍘厐坤》、《全本天齊廟斷后》、《全本南清宮慶壽》、《全本三審郭槐》、《全本石青山》。每本唱詞都3字句居多，應是石派書的特點。本子的抄錄年代都不能確指，看其題名似石玉昆的嫡傳本，可細按之，仍系某個說書人的過錄本?！洱垐D公案》說唱本共四十一部。第一部首篇說書人云：“此書幾句殘歌念罷，開一段三俠五義、忠臣佞黨、豪強惡霸的故事?！边@大約是抄本既稱《龍圖公案》，又叫做《三俠五義》的原因。第四十一部封底明確注有抄錄時間：“咸豐十年望日起，同治元年朔日止”，毫無疑問，這是一部較接近石玉昆說唱活躍時期的本子。
　　車府本《三俠五義》與《包公案》的文詞有不同，個別情節(jié)不一致，但基本的故事情節(jié)，乃至出場人物、姓名、情景完全相同，聯(lián)系石韻書存在情況，說明當時除了流行單本散賣的說唱本外，也流傳著長篇足本。
　　王茂齋抄本和車府本《三俠五義》應屬于同一個血緣關系的本子，至于它們的譜系關系，誰前誰后，誰抄誰，就如同《水滸傳》、《三國演義》的版本問題一樣，難以準確說清楚來龍去脈的。至于石韻書，則屬于另一種說唱系統(tǒng)的本子，這不僅是文詞上同其他3個唱本有區(qū)別，重要的是某些情節(jié)和細節(jié)也不同于其他3個唱本。
　　由于石玉昆的現(xiàn)抄現(xiàn)賣本已燒毀，或不存于大陸，無法找到一個確切座標，判斷哪一個本子貼近祖本，我們只能以《龍圖耳錄》作為參照，看其不同系統(tǒng)本子的差異。石韻書《天齊廟斷后》，如同《龍圖目錄》的描述，都側重于刻畫范華宗話多而又啰嗦的性格，而其他3本的范華宗則缺少性格描寫，文詞也大體相同，我們有理由懷疑這3個本子屬于一個說唱系統(tǒng)。倘若我們以其他3種唱本同《龍圖耳錄》比較，不難發(fā)現(xiàn)兩者的后半部與結尾截然相反。
　　由于留傳于世的石韻書僅是散本，并非是有頭有尾的長篇足本，我們無法確切判斷石韻書的后半部同其他3個唱本一致還是不一致。但是石韻書的故事情節(jié)貼近《龍圖耳錄》，而《龍圖耳錄》是依據(jù)石玉昆的說唱本整理成書的，那么以其他3種唱本同《龍圖耳錄》比較，可以反證另一種說唱本的版本情況；換言之，說唱本后半部，也存在兩種不同的描述和結尾。
　　唱本的后半部與結尾同《龍圖耳錄》截然相反
　　車府本《三俠五義》與《包公案》從首部或卷一“貍貓換太子”始，到第四十八部或卷一○八“蔣平扮云游道士私訪”、“桑花鎮(zhèn)巧遇韓章”、“二人協(xié)力捉花沖”，基本情節(jié)大體與《龍圖耳錄》一致。而從第四十九部或卷一○九，則敘說“襄陽府捉趙王”、“攻打赫郎山”、“破通網(wǎng)陣”，同《龍圖耳錄》第八十四回以后的情節(jié)，如“救沙龍”、“定君山勸鐘雄反正”絲毫不搭界。后半部凝聚眾俠客的核心官員，則由顏查散改為倪繼祖。
　　東大王茂齋本《龍圖公案》雖然是未完稿的抄本，只抄錄了相當于《龍圖耳錄》的七十六回，沒有后半部和結尾，但從文中提及的許多細節(jié)及情節(jié)設置看，顯然和車府本《三俠五義》與《包公案》一致，而同《龍圖耳錄》有別。這傳遞了兩種信息：一是說唱本可能存在兩種版本系統(tǒng)，前半部小的情節(jié)與細節(jié)不一致，后半部與結尾竟然是兩種寫法；二是散文文體的《龍圖耳錄》、《三俠五義》、《七俠五義》，乃至《小五義》，同東大王茂齋抄本、車府本唱本也屬于不同系統(tǒng)，開創(chuàng)散文系統(tǒng)故事情節(jié)的是《龍圖耳錄》。
　　兩個版本系統(tǒng)：說唱系統(tǒng)與散文系統(tǒng)
　　謝藍齋本《龍圖耳錄》卷首云：“《龍圖公案》一書，原有成稿，說部演了三十余回，野史內續(xù)了六十多本，雖則傳奇志異，難免鬼怪妖邪。今將此書翻舊出新，不但刪去異端邪說之事，另具一番慧妙，卻又攢出驚天動地之文?！边@已明確指出《龍圖耳錄》成書之前，已“原有成稿”，而這個成稿，是在說部中演述的，或野史續(xù)編的，有“鬼怪妖邪”、“異端邪說之事”?！洱垐D耳錄》編者們則另具一番慧妙，“翻舊出新，添長補短，刪去邪說之事，改出正大之文”；換言之，《龍圖耳錄》并非僅是“耳錄”的成果，其間有許多整理者的再創(chuàng)作，這就形成了說唱《三俠五義》或《包公案》，與白文的《龍圖耳錄》、《三俠五義》、《俠義忠烈傳》、《七俠五義》，分屬兩個不同系統(tǒng)的版本，這不只是有無唱詞的區(qū)別，重要的是有無鬼怪妖邪之說，毫無疑問，車府本《三俠五義》與《包公案》，包括東大的未完本《龍圖耳錄》，都同屬于一個系統(tǒng)。
　　可以肯定地說，改造說唱系統(tǒng)的故事情節(jié)、建構散文體的是《龍圖耳錄》，《三俠五義》、《七俠五義》，乃至《小五義》、《續(xù)小五義》都是在“耳錄”的基礎上進行雅化，或是再演述形成散文體系統(tǒng)，誰都不是獨立的石氏原稿。問題是，倘若凡說唱本為一個系統(tǒng)，那么兩個系統(tǒng)中哪一個系統(tǒng)接近，或者就是石玉昆演唱的內容？石玉昆說唱《龍圖公案》帶不帶“鬼怪妖邪”的內容？因為問竹主人、退思主人及入迷道人序中只云說部中演述的有鬼怪妖邪，異端邪說，可問竹主人等沒有指明是石玉昆的演述，還是石玉昆的弟子或再傳弟子的演述，顯然這是有待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俠客短打轉向陣地戰(zhàn)
　　說唱系統(tǒng)的《三俠五義》后半部轉向清剿赫（黑）郎山叛逆，俠客們騎著馬作戰(zhàn)，一派正規(guī)軍的編制，試看車府本說唱《三俠五義》第七十二部的描寫：盧方按照包丞相指示，去支援高欽攻打赫郎山。次日清晨，同徐慶、韓章、蔣平、白玉堂上馬出城，到教軍場領三千軍往漢陽而來。次日到高元帥大寨，高元帥、黨太尉同隨軍眾將出營迎接。天晚，大家安歇。次日，元帥傳令，人馬合為一處，大隊起程，只聽三聲炮響驚天地。前部先鋒為錦毛鼠，左哨韓章，右是蔣平，后隊壓陣為徐慶。來到赫郎山，高元帥問：“哪位將軍前去討戰(zhàn)？”白玉堂性子急，聞聽此言，才要向前，穿山鼠徐慶先走了一步，向前高呼：“印主，末將不才，愿去與山寇見陣！”只見徐慶穿著連環(huán)金甲，前后護心鏡，騎一匹渾紅棗騮馬，手拿一桿鋼槍，高叫道：“快報上名來，好在江（疆）場作鬼！”山寇張川問：“汝是何人？膽敢前來討戰(zhàn)！”徐慶答道：“我乃大宋天子駕下稱臣，官拜前衛(wèi)之職，奉旨前來協(xié)助高元帥捉拿反王趙凱……”
　　更讓人忍俊不禁的是，善長水戰(zhàn)，慣使短武器鋼刺的蔣平，也穿上鐵甲，斜插寶劍，手持大砍刀，開口也是“我乃大宋仁宗天子駕下稱臣，官拜御前侍衛(wèi)，姓蔣名平，綽號翻江鼠是也。奉旨……”使劍的展昭，改用滲金槍，只有歐陽春還握著寶刀，目的是讓他砍削對手的兵器，但也是騎馬作戰(zhàn)。讀者不免要問：這是寫俠客們斗狠，還是歷史演義小說的戰(zhàn)將們對陣呢？倘如不表現(xiàn)俠客們高來高往，輕功、暗器、劍術、刀法等等，這小說還能看下去么？
細節(jié)描寫不精細
　　也許說唱本屬于抒情藝術，偏重于情感心理的描述，不同于敘事小說《龍圖耳錄》，突出強調故事情節(jié)和細節(jié)的豐富性，因而不同的表現(xiàn)手段，就產(chǎn)生了不同的藝術效果。
　　說唱本敘述重點不在刻畫人物性格上，為了快速推進故事情節(jié)發(fā)展進程，常用說書人的唱詞和敘述代替人物的語言動作，這就節(jié)省了細節(jié)描寫的筆墨，當然也減弱了對人物性格的刻畫。因此說唱本沒有把白玉堂的挑剔、頑皮而又有心計，雨墨的精細、小氣，顏查散的豪放與呆氣的性格特征，及彼此間的矛盾沖突切割得清楚，因而讀來不夠生動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