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2年考入北京航空學院成為北京航空學院招收的首屆學生。因體型偏胖，同學們都叫我王胖。
　　1957年在航空發(fā)動機工藝專業(yè)2302班（即52年入學發(fā)動機工藝系第二班），畢業(yè)后分配到哈爾濱120廠（現(xiàn)名中航哈爾濱航空發(fā)動機工業(yè)公司）工作。五年半后，一次偶然的機會調到了成都132廠工作（現(xiàn)名中航成都飛機工業(yè)公司）。本來應該成為航空發(fā)動機制造專家的我，命運之神卻將自己變成了飛機制造專家，并稍有貢獻。
　　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三分之二的人生美好工作時段（約26個春秋），干的是重復性的維持社會正常運轉的基層技術工作。
　　有賴于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了神州大地，擇優(yōu)錄取干部加上自己又早已嶄露頭角，在1981年被提升為人員已達1.8萬的成都飛機公司的副總工程師而進入了公司領導層，并分管殲七飛機的改型工作。
　　殲七系列飛機由成都飛機公司生產(chǎn)、裝備空軍，是當時中國最先進的殲擊機，雄踞中國領空長達40年之久（1970~2010）。
　　在殲七系列飛機（國內型）三次重大改型中，自己擔當了后兩次在改型中制造方面的實際負責人。當時自己以成都飛機公司副總工程師身份兼任了殲七Ⅲ型飛機設計師系統(tǒng)副總設計師（該系統(tǒng)總設計師是宋文驄，后升為工程院院士）和殲七Ⅲ型飛機行政指揮系統(tǒng)成都飛機公司副指揮（該指揮系統(tǒng)總指揮師三機部高鎮(zhèn)宇副部長）和殲七E型飛機行政指揮系統(tǒng)副總指揮而成為該兩型飛機（殲七Ⅲ型飛機、殲七E型飛機）研制工作中制造方面的實際領導人（設計方面工作除外，另有專人領導）。
　　能站在航空工業(yè)最先進的殲七系列機生產(chǎn)的這條主干線上，兩次擔當了能促進社會發(fā)展的、能直接提高空軍戰(zhàn)斗力的、創(chuàng)新式工作的殲七飛機改型的領導職務，人生能有此機遇者不多也。
　　30多年過去了，歲月流逝，記憶模糊，但兩次新飛機的首次飛行卻刻骨銘心，終身難忘。
　　首飛顧名思義就是新試制的飛機首次上天飛行，天空無機場，擺在首飛面前的只有兩條路：安全返航著陸或機毀人亡，因而首飛必須確保萬無一失。
　　1984年4月26日，成都天空晴朗，萬里無云。公司機場上人頭攢動，參觀人群有國防科工委、空軍、原三機廠、四川省領導也有各兄弟單位的代表及本公司一萬多名職工。一顆紅色信號彈沖天而起，隨著發(fā)動機震耳的轟鳴聲，雄鷹沖天而起，直插云霄，隨之掌聲如雷。
　　在人群的歡呼聲中，作為該機試制的主要領導之一，酸甜苦辣涌上心頭，五年了，多么值得回憶的五年啊！其一，既有階段成果的喜悅，也有技術難題闖關的深思；既有按網(wǎng)絡計劃組織生產(chǎn)的順意，也有臨時調整當機立斷改變計劃的風險；既有按部就班沿正常秩序的生產(chǎn)，也有挑燈夜戰(zhàn)甚至通宵達旦奮戰(zhàn)的辛酸；在關鍵時刻全公司上下一條心確保了新機按時上天。
　　五年的奮戰(zhàn)年僅50多歲的我在身心煎熬下已是白發(fā)蓋頭了。
　　其二，首飛雖然做了多次復查、萬無一失的準備，但不定因素太多，主要困難是地面試驗與空中現(xiàn)狀的差異，首飛是試制階段最危險節(jié)點。飛機上天了，只是危險的開始。飛機直插云霄之時，也是知情人提心吊膽之時。俗話說“擔心到了嗓子眼”，就是此時的真實寫照。
　　飛機通場（飛機從參觀人群頭頂?shù)惋w而過）時人群的整齊歡呼聲也未打消心中的擔心。
　　著陸時飛行最危險時刻，半小時的飛行很快結束了，嘭的聲音分外響亮，飛機起落架著地了，隨之拋出了阻力傘，它像拖在大鳥身后的一朵繡球花，飛機滑呀滑呀速度慢慢減下來了，展翅的大鳥在機場的停機坪停下來了。人們歡呼了，瘋狂了。
　　我已聽不見人群的祝賀聲、歡呼聲、發(fā)軟的雙腿已無力支持偏胖身軀的重量，我癱坐在椅子上，這是極度緊張后的放松，這是提心吊膽后慶幸。平靜后，心中默默地在說：“成功了，五年的心血開出了燦爛之花，成功了———”。
　　喜悅在心頭回蕩，但一個聲音又在心頭響起，首飛僅是階段性成果，用飛行試驗來檢驗飛機的性能，進而達到設計定型、批量裝配部隊才是最終目標，任重而道遠。想到此，心中充滿了力量，站起來，隨之邁出堅定的步伐，伴隨著人群的歡笑聲走向下一個目標。
　　這是國家的培養(yǎng)及信任，也是個人的努力，是當之無愧的對國家的貢獻，這更是歷史的機遇，人生中能有此機遇者不多也。
王傳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