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7月，我回到了北師大政教系。因為我在北大進修的是哲學，理所當然要到哲學教研室工作。根據(jù)需要我接受了給中文系四年級上哲學課的教學任務，同時擔任教研室黨支部組織委員的工作。當時，我們教研室主任是石盤，黨支部委員有李思溫、齊振海、鄭修身和我。
　　來年反右派斗爭結束后，根據(jù)中共中央關于干部下放的精神，學校里組織兩撥人分別下放到農(nóng)村和工廠。到農(nóng)村的是下去勞動鍛煉，然后再回學校工作，而去工廠的則是要精簡，但當時并未說明。我是去農(nóng)村的，和我一起去的有我們系的一些教員，也有別的系的教員和行政人員。去的地方，當時屬北京市昌平區(qū)永豐鄉(xiāng)的一個村叫“屯佃”。下去的那天是12月5日，刮著西北風，天非常冷。我們坐在一輛帶棉棚的大卡車上，因為好奇，我從小窗戶往外看，著了風，下車就病了。飯也沒吃，就病倒在我們四個人要住的一個農(nóng)民的家里，發(fā)燒三十九度多。等我醒來后已是第二天上午?？缓軣?，出大汗。我看見一位女青年正在填柴燒炕，她說是團支部書記，村里派來照顧我。好在年輕，躺了一天，病就好了。從此，就“扎根”農(nóng)村了。當時，并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如何，因為組織上號召，要有一輩子在農(nóng)村的思想準備。共產(chǎn)黨員當然要聽黨的話，好好干，不去想以后如何。
　　我們雖然分散住在農(nóng)民家里，但并不在那里吃飯，只是睡覺。我們幾人住在崔大爺家的西屋，三人住外屋，我住里屋。因為里屋的炕不能燒，夜里特別冷，我蓋兩個被子，還把棉衣壓上?？恐w力壯，睡眠質量又高，一覺醒來大天亮，暖暖的挺解乏。我們吃飯是單起伙，叫下放干部食堂，大家輪流做飯。由于組織上不讓脫離農(nóng)民生活水平，所以細糧、油、肉都被限量，而且每頓飯的錢數(shù)也有規(guī)定。更不許從城里買食品帶來（帶點咸菜可以），否則要挨批評，嚴重的要受處分。輪到誰做飯，誰都會費盡心機設計，既要吃得好，又不超標，是個很不簡單的事。比如，買炸豆腐炒菜，可以節(jié)省油，或買骨頭熬湯。大家都年輕，飯量大，一勞動，吃得更多。我記得吃包子，一頓能吃八個。所以，吃細糧必須限量。比如，吃米飯，每人四兩，不夠吃窩頭。這我倒不在乎，因為不愛吃米飯，每次都給別人。我吃窩頭長大，不但不怕吃而且愛吃，到老了還是這樣。現(xiàn)在，我還常買點窩頭和香蔥，蘸甜面醬吃，那叫個香。
　　農(nóng)業(yè)勞動對我是件生疏的事，很多都不懂，一切要現(xiàn)學。我當時所在小隊隊長姓范，是個勞動能手。他不善言談，每次出工布置活，只是幾句話，到地頭就干。拔麥子的時候，不管多長的壟，他一蹋腰就到頭，不帶直腰的。他對下放干部非常熱心，手把手教我們怎樣干農(nóng)活。我這個人不算笨，學一學就會了，干得還不錯，當然離老范的水平差得遠。
　　干農(nóng)活確實苦，尤其是天冷得很，凍手凍腳，真要咬牙堅持。有一天，早上零下22度，北風猛刮。我們照舊出工，扛著工具，把手籠在袖子里。到了地方，趕快藏在柴禾堆前背風。剛待一會兒，老范來了，說太冷了，今天不干活了。我們一聽特別高興，三步變兩步，立馬返回家。開春以后，我們又到菜地里干活，這活很細致，但比大田里的活輕松。脫了鞋，光著腳，挺爽，還能治腳氣。
　　干活累點也就是了，麻煩的事是在下放干部中自己跟自己較勁。我是個小頭目，有兩位老兄總想跟我練練，讓我服輸。有一天，在小河溝里淘水。由兩個人一起掄個大的竹簍子淘，是個力氣活。兩個老兄來回換，我這邊一個人干到底。我當時想，他們倆人想搞垮我，沒那么容易，不定誰輸。結果，他們倆人也沒干過我，一再要求休息。這個事，今天想起來，實在沒意思，何必非要較勁呢？他們不是黨員，對下放不理解，不滿意，有意見，可又沒地方去說，所以就拿我這個共產(chǎn)黨員出氣。我應該寬容一些，可當時年輕氣盛，想都沒想這么多，實在對不起他們兩位。
　　另外的較勁，跟這種較勁的性質就不同了，那真有點“革命性”。當時，大家的勞動熱情很高，紛紛寫決心書表態(tài)。我的決心書寫了幾條，內容全忘了，只記得一年大干四百天的保證。就是說，不僅全年不進城回家休息，而且還要加班三十五天，這在當時下放干部中很顯眼。也許有人說，準是為了出風頭。不然，那時還是真的，覺得自己是黨員，應該帶頭，起模范作用。我并不要求別的下放干部跟我比，而是自己這樣做，可以使別的下放干部都努力按自己的條件盡可能去做得好一些。這事假不了，要一天一天干才行，并沒有任何人強迫，完全是自愿的?，F(xiàn)在有的學者寫那個時候的歷史，總是把許多事說成是政治形勢所迫，人們不敢不做。說句公道話，實際情況不是這樣。在現(xiàn)代人看來，也許有點傻，不可理解，但那時的人們還是真誠的。我的做法確實有點冒進，但不是假的。還別說，當時還真有人跟我一樣這樣做。他叫楊壽堪，那年剛從政教系畢業(yè)，留在哲學系教研室當教員，小伙子很有干勁，也宣告每年大戰(zhàn)四百天。確實，他后來在研究西方哲學史方面很有成就，這跟他肯干有關系。
　　下農(nóng)村勞動雖然累，可整個生活是愉快的。多數(shù)人都高高興興地過活，并不是天天愁眉苦臉。下了工，洗手洗臉后，到食堂一看，熱氣騰騰的飯菜，一個個像餓狼似的，邊吃邊聊，如果有點新花樣，更是興奮一番，眾口夸獎當天做飯的同志。干活時認真干，一休息，或聊天，或相互開玩笑，很是熱鬧。
　　下去勞動，最讓我不能忘記的一件小事，是一次我從城里回來，天色已黑，下了公共汽車，又因為路不熟，不知怎么走。幸好，有幾個去北郊農(nóng)場的人，他們路熟，就一起走。說著話，很快就到了屯佃村子的邊上，他們繼續(xù)上路，我一個人走，天黑看不見路，心里有點緊張，走著走著不小心掉進溝里。剛一掉進去，還沒顧上疼，就聽見上面一聲大叫，原來是個貓頭鷹被嚇飛了。這一來，我真害怕了，使勁大聲喊叫，但沒人，只好連滾帶爬進了村。好在有驚無險，算是回到了“家”。
　　下放勞動不僅學到許多農(nóng)業(yè)知識，而且對農(nóng)村的情況有了實地的了解。對我來說特別重要，因為我一直長在城市，對農(nóng)村一無所知，這在搞自己的專業(yè)方面是個很大的缺陷。尤其我在那個隊里當了一陣子副隊長，和農(nóng)民干部一起開會，研究各方面工作，對我?guī)椭艽?。不過干副隊長最頭痛的是農(nóng)民找隊里來解決問題，有工分方面的，有人際間糾紛的，也有要錢的，還有開證明的。處理這類問題，對我來說還有個情況不明的難處。簡單的問題，幾句話就解決了，復雜的問題只能表示一定認真辦，但需要隊委會集體研究才能答復。我這個人沒脾氣，與農(nóng)民交談問題態(tài)度好，他們還真愿意找我說。有的說一說，我耐心解釋一下，暫時解決不了的問題，也就算了。接觸了實際，使我有很大收獲。
　　1958年5月，因為要開“中共黨史”課，必須編大綱，所以教研室就把我調回學校，離開了生活半年的屯佃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