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源自網絡︶


　　1.國家公祭日的設立，是緬懷過去，更是扶慰民心、順應民意的措施，國家公祭日的設立，也是中國與世界更好地在溝通，在向全世界傳遞中華民族對于人權和文明的態(tài)度，向全世界表達我們熱愛和平、維護和平的決心與責任。就如歐洲一年一度紀念奧斯威辛集中營死難者一樣，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是中國的，也是全世界的。
　　2.以國家名義進行正式紀念與公祭，其世界意義在于，促使人類歷史記憶長久保持喚醒狀態(tài)，而避免出現哪怕是片刻的忘卻與麻木，共同以史為鑒、開創(chuàng)未來，一起維護世界和平及正義良知，促進共同發(fā)展和時代進步。
　　3.國家公祭日是群眾路線的生動體現，體現的是對群眾的尊重，是對生命的敬畏。而以國家公祭日的形式奠祭，也表明抽象的國家已經擬人化，國家的意志、信念和情感，正與普通人情相融，因此，國家公祭日的設立，也表明國家政治的世俗化、平民化，體現了政治文明的進步。
　　4.國家公祭日，中國人民將聚集在一起，以沉重的心情緬懷逝者，但人們知道，這不是在宣泄情緒，不是在倡導民族復仇，而是提醒每一個人，超越了個體、家庭和小圈子，也超越了血緣、社交圈與鄉(xiāng)土的情感，中國人民是一個整體，是共同在悲痛，避免歷史悲劇的重演，是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共同的責任與義務。國家公祭日的設立，也讓中國人民更深切地體會到國家存在的目的和價值，體會到國家統一強大的重要，讓民族精神提升，讓中國人民更加熱愛祖國。
　　習近平出席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儀式，他說：“無論歷史的美好，還是歷史的災難，都需要真實。我們?yōu)槟暇┐笸罋⑺离y者舉行公祭儀式，是要喚起每一個善良的人們對和平的向往和堅守，而不是要延續(xù)仇恨。”勿忘國恥，“南京大屠殺”和我們有什么關系？是因為我們能看到多遠的過去，就能抵達多遠的未來。從國家的層面，記取這些記憶，追思死難者，本身也是一種慎終追遠、繼往開來。我們需要記取的，是那個慘痛的時空與那個時空中承載的人道精神和無畏義舉。12月10日，最年長的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管光鏡老人與世長辭，享年100歲。1937年他目睹日軍飛機轟炸，躲在大石底下僥幸還生。南京淪陷后，他還多次目擊日軍在南京郊區(qū)屠殺當地無辜百姓。目前，登記在冊幸存者已不足百人。
　　南京大屠殺國家公祭日是每年的12月13日，在中國在歷史上的這一天是沉重的，為著那三十多萬慘遭殺戮的同胞們而心痛，即使有著親歷者的描述，也有真實記錄的黑白膠片，也難以呈現南京大屠殺慘況的百分之一。
　　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是為了悼念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zhàn)爭期間慘遭日本侵略者殺戮的死難同胞，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戰(zhàn)爭罪行，牢記侵略戰(zhàn)爭給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災難，表明中國人民反對侵略戰(zhàn)爭、捍衛(wèi)人類尊嚴、維護世界和平的堅定立場。
　　1937年12月13日，侵華日軍在中國南京開始對中國同胞實施長達四十多天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三十多萬人慘遭殺戮，制造了震驚中外的南京大屠殺慘案。這一公然違反國際法的殘暴行徑，鐵證如山，經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設立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和南京審判戰(zhàn)犯軍事法庭審判，早有歷史結論和法律定論。
　　2014年12月13日，首次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儀式在南京舉行。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其所在地便是曾經“萬人坑”叢葬地遺址。公祭活動的主場地將設于此。在主場地公祭外，南京還在建有紀念碑其余17處叢葬地同步公祭遇難同胞。
　　中國國家領導人13日參加首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活動，這是一個極具象征意義的紀念日活動。
　　公祭儀式吸引了眾多媒體的廣泛報道，廣大市民也通過各種方式抒發(fā)情感、寄托哀思。而在社交媒體上，微博成為網友銘記歷史、表達哀思新的重要渠道80年前的今天，南京城在經過5天的激烈戰(zhàn)斗之后陷落，此后的一個月，南京城化作了活生生的人間煉獄。
其實在戰(zhàn)前的滬寧一線戰(zhàn)斗中，日軍便已開始諸多殘暴行為，據說受害平民達到2萬余人。日軍隨軍記者石川達三寫下 《活著的士兵》一書，記錄下了滬寧一線日軍的種種殘暴行為。此書當時立刻被禁止發(fā)行，石川本人也遭到憲兵關押，此書一直到戰(zhàn)后才重見天日。連日軍上海派遣軍總司令松井石根知道了下屬的暴行之后，都不得不感慨這些暴行“為皇軍的名譽加上了難以抹去的污點”。
　　上述歷史事實難以被否定，但歷史不會過去而是繼續(xù)存活著。每次中國領導人出席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的層級、人數以及發(fā)言都會成為影響中日關系的重大訊號。中日關系最近出現了回暖的信號，但不等于中方會忽視某些日本人忘卻、歪曲歷史的行徑，最高領導人的出席就證明了這一點。
　　中國嚴正而公允的立場是一貫的。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4年公祭儀式演講中就已談到：我們?yōu)槟暇┐笸罋⑺离y者舉行公祭儀式，是要喚起每一個善良的人們對和平的向往和堅守，而不是要延續(xù)仇恨……我們不應因一個民族中有少數軍國主義分子發(fā)起侵略戰(zhàn)爭就仇視這個民族，戰(zhàn)爭的罪責在少數軍國主義分子而不在人民，但人們任何時候都不應忘記侵略者所犯下的嚴重罪行。
　　2014年南京大屠殺國家公祭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發(fā)表重要講話。圖片來源：新華社記者李學仁攝講話中突出了“軍民二分”以及面向未來的意愿，有效地緩和了當時緊張的中日關系。在南京大屠殺問題上，中日政府之間（不包括民間）在認識的最大差異，在于犧牲者的人數以及對于南京大屠殺的稱呼問題。
　　中國政府官方以南京軍事法庭的判決書給出的數字為根據主張30萬人，并將30萬人的數字通過公祭已經化作國家記憶的一部分。日本政府雖然表面上不否定南京戰(zhàn)役前后存在的掠奪、強奸等犯罪行為，但認為將其稱呼為南京大屠殺主觀色彩太重，使用中性的“南京事件”一詞來淡化大屠殺的色彩；另外在被害人數上認為存在多種說法，列舉20萬、10萬、4萬不等的數字，不認同中國政府主張的30萬的死難者人數。
　　目前在日本學界民間兩本影響力較大的有關南京大屠殺研究的書籍（笠原十九司《南京事件》，秦郁彥《南京事件》）中，給出的數字分別是10萬、至多20萬，以及4萬。這也基本上是日本當下的主流看法，各大主流歷史教科書中也會簡單提及“南京事件”一事。
即便學界的主流意見是如此，日本普通民眾仍對于南京大屠殺知之甚少，這主要和日本的歷史教育有關。不同于中國，普通日本民眾（除專業(yè)學者和少數近現代史愛好者）的大部分歷史知識并非源于學校教育而更多源自大眾媒體和書籍。這是因為或許很難在世界上找到其他比日本更不重視近現代史教育的國家了。
　　原本在日本的公共教育中，近現代史便是一個敏感區(qū)域，隨著日本21世紀以來寬松教育的推行，更是大幅削減了課時和授課時間，將日本高中的日本史教育分成日本史A（近現代為中心）和日本史B（古代開始的通史）。除了部分國立大學以外，大多數大學不提供日本史A的考試，只考古代史為主的日本史B。而且大學之間形成的默契是為了保證所謂的中立性，對于日本近代的大陸侵略、殖民統治和中日戰(zhàn)爭都敏感內容一概不列入考試，對于大多數應試至上的考生而言，大家自然不會去認真學習，因此幾乎在基礎教育中無法建立起完整的近現代歷史的知識體系。
　　對年輕人不了解歷史的這種現狀，有部分保守派人士甚至自鳴得意，認為學生不了解近現代史是天經地義之事，并攻擊“過分了解”近現代史的中國學生是愛國主義洗腦教育的產物。
　　近來日本民間機構歷史教育研究會提交了由400多位學者提交的日本史用語第一次草案。由于該機構的權威性質，這份用語清單很可能會成為日后日本歷史教育中參考的重點和考試的出題重點，因此尤為受人矚目。在此次用語清單中突出了近現代史的內容和比重，人們發(fā)現其中中日15年戰(zhàn)爭、南京大屠殺和從軍慰安婦等詞也赫然在列。
　　筆者曾經拿這份清單去問日本大學的本科學生，大多數學生表示好難，對大部分詞匯幾乎一無所知，因為大部分學生選考的都是世界史并未正經學習過日本史。配合日本將于2022年進行的“學習指導綱領”改革，日后日本將在教學現場重新重視起近現代史的內容，并廢除高考中世界史和日本史的區(qū)隔，相信上述對近現代史無知的狀況并不會永遠繼續(xù)下去。
由于近代史知識的匱乏，在面對否認南京大屠殺之類的言論時，大部分日本普通民眾往往缺乏相應的知識去加以反駁，而只能進行直觀上的判斷。在一個言論不受控制的社會當中，民眾若大多對某一事件缺乏知識和關心，少數極端的言論便會堂而皇之的登場，尤其是這種極端言論遭受外部打壓時會引發(fā)部分同情，于是起到推動它的傳播擴散的效果。
　　由于這種背景，在日本有所謂靠否定南京大屠殺為生的“南京產業(yè)”?！澳暇┊a業(yè)”隨著近年來中日關系的惡化大行其道，在日本圍繞南京大屠殺的書籍不計其數，其中最新出版的非嚴肅大眾書籍往往都是傾向否定南京大屠殺，根據無非便是南京大屠殺虛構派理論的重復再生產，再摻雜中國威脅論和陰謀論以圖吸引眼球。
　　其實南京大屠殺否定派最希望的便是來自中國的敲打，因為中國逼迫日本接受中方30萬人以上的死難者人數的話，會讓對事實不甚明朗的日本社會產生對被打壓者的同情，正中歷史修正主義者的下懷。但若將南京大屠殺和30萬人死難者分離，或許可以找到中日雙方的某種妥協點，但在30萬死難者這個數字已經化作國家記憶的今天，這也近乎于不可能。
　　中國人喜歡高屋建瓴的宏觀思維方式，從大局出發(fā)而傾向于忽視細枝末節(jié)；反之日本人的思維方式在中國人看來過于謹慎，喜歡雕琢細節(jié)而輕視大局。
　　這種思維方式的差異在對南京大屠殺認識的不同上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中國人認為南京大屠殺的事實本身遠重于具體死難者人數的求證，而日本則過分追求細節(jié)的推敲而偏向忽視對整體事件的定性。由于年代的隔閡和史料的不完整，要在當下徹底還原南京大屠殺的死難者人數，給中日一個雙方都滿意的答案幾近于不可能，在死難者人數這一點上，中日或許會永遠爭論下去。
　　南京師范大學教授、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會副會長張連紅先生或許給我們指出了一個有啟發(fā)性的方向。張先生表示，由于無法徹底求證死難者人數，不應再將南京大屠殺的犧牲者人數作為中日之間的焦點，而是應該由中日通過共同研究聚焦于探討大屠殺的起因，以及如何在21世紀的世界中防止類似南京大屠殺的慘劇再度發(fā)生。
　　若如張教授所言，將南京大屠殺的意義普遍化必然有損于中國民族主義情緒，“南京大屠殺”、“30萬人”、“國恥”這些名詞都已化為國家認同的符號，將其意義普遍化會讓南京大屠殺失去自己獨一無二的意義；這多少也有為日本人開脫之嫌，將南京大屠殺化為一般戰(zhàn)爭的殘酷性，間接否定了日軍“獨特”的殘暴性。
　　但對于喜歡宏觀思維方式的中國人和喜歡微觀研究的日本人而言，這也許是一個不錯的妥協點，我們或許應該加深對事件來龍去脈和細節(jié)的了解，以及了解日本人的思維方式，不誤將質疑死難者人數的言論直接等同于否定南京大屠殺本身；而日本人也應該加深對事件意義性質的認識，了解此事在中華民族認同、歷史建構中的重要意義，而非拘泥于細枝末節(jié)。
　　相信只有構建一個良好的中日關系，并建立中日雙方一定的歷史共識，才是消滅否定南京大屠殺之類極端言論的最佳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