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海明先生編著的《唐宋詞與人生》一書，從具有典型意義的詞人和對具體宋詞作品的分類研究，兩個方面論證唐宋詞的“第一生命力”乃人生意蘊，古典詩詞的活性效應，本源在于其中“處處含有接觸人生根本問題而耐人回味的自居”。一曲新詞酒一杯，道不盡的人間事，訴不盡的胸中情都融入酒中，化到詞里去了。這本質上是關于文學藝術為何而作的問題，這是一個歷代都在爭辯的話題。古希臘柏拉圖的文藝理論思想認為詩人是沒有真知的，認為文藝為政治服務；19世紀的歐洲興起了“為藝術而藝術”的理論，強調(diào)純文學性、純藝術性；近代錢谷融先生又結合中外前人的觀點，提出了“文學是人學”，主張文學是為了人本身而創(chuàng)作的。在我看來，此書遵循了“文學是人學”的觀點，將對唐宋詞的理解放置到作家的人生際遇中；將唐宋詞之所以能流傳至今的主要原因歸結為歷代人類對人生根本問題的共振。
　　對于文學作品的解讀，一直以來我們都缺少一種“復調(diào)性”的理解，教科書和參考答案總是將中小學生的思維往柏拉圖式的文藝理論上引導，也常常被框定在階級視角的橫截面上，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種思維慣性，舉凡古代優(yōu)秀文學作品，無不是反封建，具有斗爭性的，知人論世變成知世論人，總覺得少了文學本身的靈性。李后主的詞里都是人民之意，國家之心嗎？真的有那么多的人民性和愛國主義精神嗎？我想并沒有。他的詞里更多的是他作為一個世俗人的喜怒哀樂，是他悲劇性的生命體驗。李煜在《子夜歌》里寫：“人生愁恨何能免？銷魂獨我何能限！”沒有人的一生能夠順風順水，挫折悲傷是人生常態(tài)，李后主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本就較常人更為敏感，目睹過險惡的權利斗爭，經(jīng)受過次子的夭亡。他的內(nèi)心是細膩的，經(jīng)受了亡國之痛，在宋地茍且地活著，他所經(jīng)受的顛沛流離比之常人更甚，因此他的“銷魂獨我何能限”更具有深刻性。一般人雖然沒有經(jīng)受過李后主般的半世坎坷，但對于時間流逝的感慨，處在低谷時對于過去美好生活的追憶卻是相通的。
　　我想李煜的詞里并沒有那么多愛國情懷和人民性，而多的是他在特定的人生際遇中，擁有的比一般人更為細膩的情緒表達。此外，李煜的詞里還有對人本身的思考，他傷春也悲秋。在江河日下的國度，李煜的人生似是張愛玲筆下那襲華美卻爬滿了虱子的袍，透著悲劇性的美感。曾經(jīng)他看著東風吹水日銜山，念著春來長是閑，臥于笙歌醉夢間，亡國后只聽得小樓昨夜又東風，回首家國已成故國，人生長恨水長東。李煜不是教科書上那個僅僅有著亡國之痛的愛國君主，而是一個與詞共舞的世俗人，正如蘇軾所說，李煜“遭罹多故，欲脫世網(wǎng)而不得”。錢鐘書在《圍城》中探討的人生是一個“一無可進的進口，一無無可去的去處”的問題，是人類所共同面臨的，即人存在的意義。李煜那對于春去秋來敏銳的觸覺，常使他無奈朝來寒重晚來風，童年猛獸和中年的流離失所，也讓他感受到人生的一無可進一無可去，他被困在人生苦難與愁緒的圍城中。時代是那么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徹大悟，李煜也不是英雄，他只是時代的廣大負荷者。在我看來李煜不是一位憂國憂民的亡國之君，他寫的都是自己的情緒，而這些傷春悲秋感概時間流逝的詞句，是千百年來人類共同的情感體驗。而李煜的詞又憑著他獨特的意境和具有深刻性的表達牽引出一代又一代人的共鳴，那些我們無法用語言來表達的情緒，還好有李煜，言吾之不能言。李煜的詞不是悲壯的而是蒼涼的，張愛玲說，“悲壯是一種完成，而蒼涼則是一種啟示。”在我心中，李煜不過是軟弱的凡人，他不是英雄，他的詞不悲壯，卻帶有蒼涼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