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說教哲學課還過得去，但我仍不愿意搞下去，總覺得自己不是這塊料。不愿意做的事硬做，心里不舒服，肯定什么也做不好。不行，非改變，這是當時的決心。我隨即向系領(lǐng)導(dǎo)提出，很干脆，答應(yīng)了。1958年初，我終于回歸本行，繼續(xù)搞中共歷史。這回，不當資料員了，改成講黨史課，而且是教政教系的專業(yè)課。第一次是給政教系二年級講，大概是1959年的上半年。這個班的人數(shù)不多，我教五四運動和中共創(chuàng)立這一段，因為熟，講起來不費勁。雖說課講得很順，但由于我過于認真，還惹出點麻煩。我看到《中國青年》記者采訪董必武的一篇報道說毛澤東在中共一大時當選為中央委員。記者把中共三大上毛澤東被選為中央委員會秘書的材料給董老，而董老誤認為是中央委員。在課堂上，我說了這件事，不知怎么被反映到學校，一位領(lǐng)導(dǎo)找我談，批評了我一番，說是你知道“一大”，還是董老知道“一大”。弄得我啼笑皆非，可也不敢反駁。
　　說實在的，別看我后來一直搞中共歷史，正經(jīng)講黨史課很少。但我對講這類專業(yè)課，還真有點想法：一是講課要以充分研究為基礎(chǔ)。二是講課不要照本宣科。三是講課不要約束聽者，要靠講授內(nèi)容吸引人。上課點名、制止在課堂上做其他事、考試為難等辦法，并非高招，而且也沒用。四是講課不要總板著面孔，要讓聽者感覺你是他們的朋友、知音，和藹可親。
　　與講課的同時，我又開始進入科研的領(lǐng)域。這次是為紀念五四運動四十周年而研究五四時期的三次論戰(zhàn)，不是我一個人搞，而是教研室?guī)讉€人一起搞，但以我為主。當時，我翻閱了大量材料，特別是期刊，也參閱了以往研究的成果。在眾人分別起草的部分初稿和我起草的部分初稿的基礎(chǔ)上，我進行了修改，調(diào)整、重寫，并由縱瑞堂寫了結(jié)束語。最后，我又統(tǒng)改了一遍，形成定稿。這中間，已是紀念五四運動四十周年的時候，所以就把“問題與主義”部分交給《光明日報》，在1959年5月5日發(fā)表。至于全部稿子大概是在來年的中間交給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書名叫《五四時期馬克思主義反對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的斗爭》，于1961年8月出版。由于當時不能署個人名，只能用集體的名字，所以就瞎起了個筆名，叫“蔡韋”。我們這本小冊子，到1979年9月又由上海出版社再版發(fā)行。但是，1961年出版的這本書，手頭并未保存下來。2008年6月，我的一個學生從網(wǎng)上查到有賣這本書的，就買下來送給我。我很高興，在書上寫下：“幾十年后重見面”。
　　另外，為了寫這本書，我在1959年3月去了武漢大學，拜訪李達。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出遠門，也不知道買臥鋪，不知火車到達武漢的時間。所以，到了武漢，下車快十二點了，當然無法去武漢大學，只能找地方住下。有人告訴我，車站附近有小旅店，走了一段路果然找到了。敲開門，服務(wù)員讓我進去，我要了個單間，但需要從大堂穿行。我走過去，看到大堂中有人睡覺，女的都穿短褲，嚇我一跳，不敢走，服務(wù)員說沒關(guān)系，武漢天熱都這樣。我硬著頭皮走過去，到單間睡覺。第二天，我坐車到武大校辦，說要拜訪校長李達。很快，校辦的人就把我讓進李達的辦公室。見到這位中共一大代表我有點緊張，但由于老頭的和藹、平易近人，使我很快輕松下來。我說明來意，他很高興，認為研究這個問題很有意義。他用了將近兩個鐘頭的時間，給我介紹了五四時期馬克思主義傳播的背景和內(nèi)容，并對一些人做了評價，這對我有很大的幫助。談話中，他提到楊明齋的《評中西文化觀》，說這本書已很少見到，是批評《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梁漱溟）、《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啟超）、《農(nóng)國辨》（章士釗）的。很巧，1962年2月我在西單商場舊書攤上看見這本書，買下來，收藏至今。李達是位值得人們尊敬的正直的學者。他在脫離共產(chǎn)黨之后，仍堅持研究馬克思主義，宣傳馬克思主義，并與中共有一定聯(lián)系；建國以后，李達從事教育事業(yè)，并努力進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宣傳工作。我能夠與中共一大代表交談兩個小時，也是我的榮幸。
　　1958年5月召開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正式通過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shè)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及其基本點。從此，全國進入了“大躍進”的熱潮當中。
　　在這種形勢下，我們政教系的領(lǐng)導(dǎo)決定把學生拉到農(nóng)村參加勞動，并開設(shè)共產(chǎn)主義教育課。為了要找一個合適的地方，我和當時的系秘書賀允清一起去百花山踩點。當時，交通很不發(fā)達，我們在門頭溝雁翅站下了火車，再沒有車可坐，要步行山路幾十里。當?shù)厝烁嬖V我們，走山路有一段很危險，一定要快走。因為那是兩座山中間的河床，萬一下起雨來一漲水，跑都沒地方跑。我們倆人趕快走，有點像慢跑似的。好容易過了這段路，又碰上一段很高的大壩，一邊是河，一邊是山澗，壩又很窄，我們硬著頭皮走，眼睛向前，不往兩邊看。倆人一前一后（不能并肩走，沒有那么寬），有時還要蹦一下，最后，總算過去了。中間到了齋堂鎮(zhèn)，休息了一段時間，打聽打聽路怎樣走，繼續(xù)奮斗，傍晚才到了百花山。第二天和當?shù)馗刹恳徽劊胖肋@里根本沒地方住那么多學生。我們倆人一商量，認為這里條件不具備，學生不能來。回到學校，如實報告了踩點的情況，只好作罷。
　　接著不久，我又和幾位老師一起，帶著幾個學生到河北定縣清風店鎮(zhèn)去踩點。我們到了清風店鎮(zhèn)下邊的一個叫東指東的村子里，住在大隊部。每天早晨，大隊干部站在房上用大喇叭喊話讓社員出工，說不出工就捆起來。我們這些人吃飯都在派出所的食堂，算是好的待遇。米飯都是一粒一粒的，沒有一點粘性。有同志說，這不叫米飯，應(yīng)該叫“顆粒”。吃粉條也是一種麻煩。圓的像皮繩，扁的像皮帶，根本不能咬斷，只好整咽。不過，這些還算好的，最糟糕的是吃白薯面蒸的窩頭，難吃不說，要命的是吃了就拉肚子，一趟一趟上廁所，真夠受的。為了解饞，我們有時找個理由去鎮(zhèn)上吃一頓。待了些日子，大家覺得這里條件不合適，隨即打道回府。這期間，我們?nèi)バ焖h參觀了一番。當時，大躍進中河北省的徐水縣因糧食高產(chǎn)出了名。到了徐水的一個村，先不讓參觀，而去大棚底下白吃白喝一頓。因為平日伙食太素，這回可解了饞，桌上擺著各式各樣肉菜，吃了個痛快。以后才知道，“高產(chǎn)”是虛報的，一切都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