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不全說，假的全不說”，北京大學著名教授季羨林先生，晚年在《口述史》中指出，在現(xiàn)代的我國學術(shù)界，馮友蘭先生的學術(shù)成就大體可以與郭沫若比肩。而河南的學術(shù)界則把馮友蘭和嵇文甫并舉，稱為“南馮北嵇”。這是因為，他們兩人在求學、治學和人生歷練等方面，有許多相似相同之處，都是學術(shù)界的精英，且兩人間的關(guān)系也非同于一般。
　　就學術(shù)界來說，馮友蘭和嵇文甫是兩個少有的“三同”
　　者，即同歲、同鄉(xiāng)、同學。兩人都出生于1895年（清光緒21年）12月，馮先生祖籍唐河縣，在豫之南；嵇先生家居汲縣（今衛(wèi)輝市），在黃河之北。兩人于1915年同時考入北京大學哲門（系），是一個班的同窗學友。抑或是機遇之巧合，1918年北大畢業(yè)后，兩人又同回省會開封，教同一種課程。馮先生就職于省立第一工業(yè)學校講授國文；嵇先生就職于省立第一師范也是講國文。在汴期間共同參與創(chuàng)辦《心聲》雜志，在當時的河南，這是傳播新文化思想的唯一刊物。
　　之后，兩人又先后出國留學。馮先生學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嵇先生學于蘇聯(lián)莫斯科中山大學。學成歸來，兩人又先后重返北京。馮先生于1926年受聘燕京大學后轉(zhuǎn)聘清華大學，嵇先生則于1928年就職北京大學，兼課于女子師范大學等校?？箲?zhàn)期間，馮先生隨校遷至云南昆明，當時清華與北大、南開合并組成西南聯(lián)合大學；嵇先生亦隨河南大學遷至豫西嵩縣潭頭鎮(zhèn)（嵇先生于1933年離開北大來到河大）。值此國難之時，馮友蘭為西南聯(lián)大創(chuàng)作校歌：“千秋恥，終當雪……便一成三戶，壯懷難折”；嵇文甫也為河大創(chuàng)作校歌：“濟濟多士，風雨一堂……四郊多壘，國仇難忘”。兩首校歌，都凝聚著在民族危難時刻，廣大師生的悲壯呼號。在此期間，盡管環(huán)境險惡，馮友蘭、嵇文甫兩位學人依然執(zhí)著于學術(shù)研究。馮友蘭在不斷躲避日寇飛機的轟炸聲中，完成了《新理學》《新事論》等六部著作，“構(gòu)筑了思辨性的獨特思想體系”。而蟄居潭頭的河大，又遭日寇突襲之禍，不得不再次翻越伏牛山，倉惶移至淅川紫荊關(guān)，之后又轉(zhuǎn)而“逃難”（嵇文甫語）至陜西寶雞。在此條件下，嵇文甫完成了《晚明思想史論》《民族哲學雜話》等著作，及王船山的民族思想、政治綱領(lǐng)等“經(jīng)世致用”的論文。
　　然而，誰曾會想到，在那個時代，兩人的相同點竟是都曾被當局關(guān)押過。1934年11月，馮友蘭赴英講學，歸國時途經(jīng)蘇聯(lián)，到校后作蘇聯(lián)見聞之報告（未說好與壞），因而被戴上手銬押離北京，關(guān)入河北保定某“行營”里。對此，當年魯迅在給楊霽云的信中說：“安分守己如馮友蘭且要被捕，可以推知其它了?！惫玺斞杆?，1941年11月，在河大講課之際，宣傳進步思想的嵇文甫，也被戴銬押離潭頭，“關(guān)入”洛陽邙山的獄中達五個月之久，后經(jīng)馮友蘭等多人參與營救才得以出獄。
　　馮友蘭和嵇文甫兩位學人間非同一般的情誼關(guān)系，還表現(xiàn)在嵇對馮母的無比仰慕上。1944年12月，馮母吳清芝仙逝，馮友蘭作《先妣吳太夫人行狀》和《祭母文》；嵇文甫作《馮母吳太夫人誄》。在此誄文中，嵇文甫懷念這位“既明且哲”的“懿維賢母”，指出唯其“稟賦純備，性實中和”，才有馮氏“赫赫一門”，同時走出友蘭、景蘭、沅君兄妹三杰。由于敬仰馮母，嵇文甫“于平（北京）于汴，時拜高堂”，視馮母為一代“儒宗”，從而感念平生，由衷地發(fā)出“文也不佞，忝列子行”的祈愿。1963年10月，嵇文甫在鄭州大學校長任上逝世，馮友蘭在唁電中稱：“哲學方躍進，萬馬奔騰失舊侶。中原傳勛業(yè)，一生盡瘁為斯民?！碑敃r，我國剛從“瓜菜代”的經(jīng)濟困境中跨出一步來，學術(shù)界也著手糾正“左”的影響，“解凍”之勢初現(xiàn)，正是兩位學人升華才智之時，嵇文甫離世。失卻“舊侶”，馮友蘭的痛惜之情，凝于筆端。
　　以上是從經(jīng)歷、情誼和遭遇等方面來看，馮友蘭和嵇文甫兩人之間，相同相似之處和非同一般的關(guān)系。而從治學方法層面來考察，馮友蘭、嵇文甫兩位學人間亦有相似之處。馮友蘭曾說，他有一個習慣，看書不做卡片，寫文章不列大綱，因為許多想法是在寫作過程中得到的。這是由其具有扎實的學術(shù)根基所決定的。他幼時讀四書五經(jīng)，能整本地背下來，成年后亦爛熟于胸，對中哲史上的一枝一葉都咀嚼過。晚年寫書需查找資料，馮友蘭告訴助手，找某書某一部分，常如其指，少有差錯。
　　在這方面，嵇文甫和馮友蘭也極相似。嵇文甫讀書不愛記筆記，也不作眉批或旁批，讀過的書都很干凈，以“博聞強記”馳名，四書五經(jīng)連有些注疏也能背出。他對于學識講究真懂，要像小孩識字一樣打好基礎(chǔ)。1962年，在王船山逝世270周年學術(shù)討論會上，嵇文甫說，正如小孩識字，知道“一”字和“二”字怎么念，還不算真認識，能在不同的字中辨認出哪個是“一”字，哪個是“二”字，才算真認識。他還指出“對于馬列主義的學習也是如此”，這樣“存乎于心”才可多方運用。他曾舉例說明小時候讀《莊子》，以及年長時讀普列漢諾夫的 《史的一元論》，怎樣由覺得“很難懂”“看不懂”，通過初讀、跳讀、回頭讀、反復讀到讀懂的過程。他指出：“理論著作，古舊典籍，只要經(jīng)常閱讀，逐漸熟悉，都可引人入勝。”為了達到“真認識”，嵇文甫還曾將馮友蘭的 《新理學》“仔細讀過”，用一百多字概括出“全書大旨”。
　　尤其需要提及的是，馮友蘭、嵇文甫這兩位學人終生都不離講臺。有長者回憶說，馮先生講課很受學生歡迎，他講課能放得開，如在清華講中國理學，把講義往桌上一放，總是自己發(fā)揮，講來講去就講出一本《新理學》。而嵇文甫講課和馮友蘭不同的是，他沒有講稿，娓娓道來，課堂上時有笑聲，學生們視聽他的課是一種精神享受。如講哲學和歷史評價問題，他講著學生們記著，課程結(jié)束，稍加整理，《哲學講稿》和《關(guān)于歷史評價問題》便已成書。
　　由于馮友蘭和嵇文甫都具有扎實而寬厚的知識基礎(chǔ)，學術(shù)研究上鍥而不舍，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初期，因才華橫溢，已雙雙脫穎而出。馮友蘭于1933年出版《中國哲學史》兩卷本。研究者稱，以后的著作不論，單靠這一部書，無疑就進入杰出學者之列。與此同時，嵇文甫也寫成《先秦諸子政治社會思想述要》《左派王學》（指王陽明之學），并于1935年出版《船山哲學》，從而為之后成為王船山學專家奠定了基礎(chǔ)。那時，馮友蘭和嵇文甫才三十多歲，分別就職于清華和北大，都以突出的學術(shù)成就，熠耀閃光，為世人所矚目，更讓河南人引以為驕傲和自豪。由是“南馮北嵇”的佳話才廣為流傳，更為河南學術(shù)界所津津樂道。而著名史學家北京師范大學教授白壽彝先生則認為，馮友蘭、嵇文甫兩人都是學術(shù)大家，“南馮北嵇”的說法，豈只在河南，在全國學術(shù)界亦然。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在歷史轉(zhuǎn)折的關(guān)頭，馮友蘭、嵇文甫兩位學人都動中有靜，選擇光明之路，并共創(chuàng)了兩個全國“第一個”。國內(nèi)戰(zhàn)爭末期，1948年6月，開封第一次解放，嵇文甫即攜家和河大70余名師生，星夜乘軍車奔赴豫西解放區(qū)寶豐縣，協(xié)助創(chuàng)辦中原大學并任副校長（陳毅任校長）。大學著名教授戰(zhàn)火中投奔解放區(qū)，嵇文甫是當時全國的第一個。不久，解放軍也兵臨北平（北京）城下，南京派專機來接馮友蘭等人，馮友蘭堅持留下，并以清華校務委員會主席（時任校長梅貽琦已南下）之職，于1949年1月10日將學校完整地轉(zhuǎn)交與北平軍管委文化接管委員會。馮友蘭主持會議宣布：“清華從今日起，正式成為人民政府的大學?！辈⑶宜€強調(diào)說，清華是全國“第一個解放的大學”。
　　建國后，馮友蘭和嵇文甫都被聘為一級教授，并當選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之后，幾經(jīng)沉浮磨難，馮友蘭迎來了時代的春天，1990年，以95歲的高齡，終于完成了200余萬字的《中國哲學史新編》七卷本。這一鴻篇巨制，在我國的學術(shù)界樹起了一座新的豐碑。嵇文甫亦有寫中國哲學史和宋明哲學史的打算，他的另一部著作《中國政治思想史》已寫成3000余字序言，明確了寫作原則，界定了時代分期，計劃分上下兩卷成書。序言最后還指出，具體內(nèi)容“下面自有專章論述”。可惜天不遂人愿。和馮友蘭相比，嵇文甫的過早離世，不禁令人扼腕長嘆。
　　附言：
　　1.本文參考材料有專著、傳記、年譜、文章等數(shù)十種，不一一列出出處。
　　2.作者系鄭州大學退休干部、《嵇文甫傳略》第一作者（另兩作者：李育安，翟本寬），該傳略河南出版社有單行本，縮寫稿選入《中共黨史人物傳》第28卷。當馮友蘭先生89歲高齡時，作者曾就嵇文甫先生學術(shù)等方面的有關(guān)情況，于北大燕南園求教過先生，且即時寫了訪問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