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讀了幾本書，知道了一些人或事，說話、作文時常常自覺不自覺地在字句中表現(xiàn)出來。這當(dāng)然是知識淵博、引經(jīng)據(jù)典的表現(xiàn)。但用稍微自嘲或者被嘲的說法，就是知識堆積、獺祭魚、掉書袋了。
　　何謂獺祭魚？獺祭魚又稱獺祭，最早似乎出現(xiàn)于《禮記·月令》：“東風(fēng)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鲍H是一種喜歡吃魚的動物，在驚蟄時節(jié)，經(jīng)常將捕到的魚擺在岸上，古人覺得這情形很像是陳列祭祀的供品，就稱為獺祭魚或獺祭。后來，有人用獺祭魚比喻寫作上的喜歡翻書用典。宋代吳炯《五總志》、元代辛文房《唐才子傳》都記載，李商隱作詩文時，常常把許多書本攤開，就像獺擺放魚的樣子，人稱“獺祭魚”。按照陸宗達、王寧先生《古漢語詞義答問·說“祭”字》，“祭”的本義應(yīng)是“殘殺”。獺性殘酷，吃魚時往往只吃一兩口就扔掉，捕魚能力又強，所以每次扔掉許多吃剩的魚。這樣，獺祭實指截取故實、堆積殘余的意思。
　　掉書袋又如何理解？掉書袋，也稱調(diào)文袋，掉是搖動、擺弄的意思，掉書袋是指說話或作文好引經(jīng)據(jù)典、賣弄學(xué)問。凡話語、文章中引用過去的故實或語詞，即稱用典。據(jù)《南唐書·彭利用傳》載：南唐士人彭利用對家人稚子，下逮奴隸，言必?fù)?jù)書史，斷言破句，以代常談，時俗謂之“掉書袋”。二用典不僅是學(xué)識的一種標(biāo)志，也是中國文化的獨有現(xiàn)象。中國悠久的歷史和廣大的地域，豐富多樣的人和事、山和水、草木和鳥獸，文字又按照象形、指事、會意、形聲等原則構(gòu)成，這以往的一切怎能不在象形、指事的漢語中傳承和展示？在思考和寫作中，漢語實際上處處渲染著舊時的花香月色，遺傳著舊時的言談舉止，包含著豐富多樣的文化信息。擺出的魚，搬弄的書，大致都是為了尋章摘句，引經(jīng)據(jù)典。漢語想截斷歷史，開辟新天，很難。由此，說新不如述舊，用典就具有了語言上的許多功用。
　　用典，可引前人之言或事，使論之有據(jù)，言之有理。在繼承與革新上，王安石盡管坦承“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但保守或主流的還是司馬光 的 意 見 ：“天不變，道亦不變，祖宗之 法 不 可變?！钡魰恢豢梢蕴娲伎己蛣?chuàng)新，減輕自己的負(fù)擔(dān)。似乎古人說了做了，后人就理直氣壯，就不必再費心耗神了。何況就算想說想做，可能也做不了、做不好。取巧的，還可以救濟思想的淺陋，掩飾才氣的不足。既然如此，何不多囤積前人的陳貨，需用時再一件件拿出來？
　　用典，還可借古喻今，借題發(fā)揮。言語或詩文中有不便直接述說者，可通過引用比況，不盡之意，見于言外；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如此曲折婉轉(zhuǎn)，似乎就出了心中之郁悶或惡氣。這方面，唐宋一大批詩人詞家都是用典高手。黃庭堅說杜甫詩無一字無出處，他于此道更是亦步亦趨。
　　用典，又可含蓄精練，委曲微妙，減少詞語的繁冗累贅。典故是長期沿用、眾所周知的材料，讀者容易聯(lián)想，用典就可做到以少見多，含蓄有味，生動形象，以較少的字詞傳達豐富的信息。同時，用典可收到文辭典麗，文體優(yōu)美，聲調(diào)和諧，對仗工整等功效。
　　周邦彥《滿江紅》上片：“晝?nèi)找脐帲瑪堃缕?，香帷睡足。臨寶鑒、綠云撩亂，未忺妝束。蝶粉蜂黃都褪了，枕痕一線紅生肉。背畫欄、脈脈悄無言，尋棋局。”作者寫女子別后思念，宛轉(zhuǎn)纏綿，情見乎辭。此前宋子京《蝶戀花》亦有“遠(yuǎn)夢無端歡又散，淚落胭脂，界破蜂黃淺”等語。蝶粉蜂黃一般指女子體貌、妝容，如李商隱《酬崔八早梅有贈兼示之作》有“何處拂胸資蝶粉，幾時涂額藉蜂黃”。而羅大經(jīng)《鶴林玉露》引楊萬里之子楊東山言，《道藏經(jīng)》云“蝶交則粉退，蜂交則黃退”，周邦彥正用此典。如此，蝶粉蜂黃雖為生物現(xiàn)象，用之未免褻謔。三書讀多了，并不一定用典。但只有讀了書，積攢了一些陳貨，甚至成為兩腳書櫥，才能夠、也忍不住引經(jīng)據(jù)典，掉掉書袋。
　　用典，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是用“典”，典是典冊、書籍之意，使用古舊書籍特別是經(jīng)典書籍中的詞語，如四書五經(jīng)、楚辭漢賦、《史記》《漢書》中的詞語，這是“語典”。二是用“故”，故是故實、舊事之意，如《尚書》《詩經(jīng)》《春秋》《左傳》中的故實遺聞，這是“事典”。當(dāng)然，語典與事典密不可分，因為任何人、事、地、物等故實，都要通過字、詞、句等語言形式表達，語典中的名詞、成語往往就是對事典的描述，用語典往往也是用事典。
　　典如何用？元代陳繹曾《文說》把事典的用法分成正用、反用、借用、暗用、對用、扳用、比用、倒用、泛用等九種，明代高琦、吳守素《文章一貫》進一步把事典的用法分為正用、歷用、列用、衍用、援用、評用、反用、活用、設(shè)用、借用、假用、藏用、暗用，以及逐段引證等十四種。概括而言，這些用法只是直接引用（明引、援用）與間接引用（暗引、暗用）兩大類。
　　善用典故，應(yīng)善用古人意。移花接木，自成一體；水中著鹽，飲水乃知。大學(xué)者、真詩人，見多識廣，珠玉滿腹，能夠熔鑄百家，出言或下筆，隨手拈來，而了無痕跡，妙趣橫生。
　　李商隱《錦瑟》中間兩聯(lián)：“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本渚溆玫?，典故本身不難理解，但表達了什么事實和感情，千年以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難以箋注。有朦朧之美，亦有晦澀之實。而且，李商隱獺祭之魚不只體現(xiàn)在諸如 《牡丹》（錦帷初卷衛(wèi)夫人）、《淚》（永巷長年怨綺羅）、《安定城樓》（迢遞高城百尺樓）等詩歌中，他和好友段成式、溫庭筠的時文也駢麗對偶，繁縟華美，被稱為“三十六體”，三個排行十六的書蟲的文體。
　　辛棄疾作詞，無意不可入，無語不可用，極盡自由而合乎規(guī)范。其 《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下片：“休說鱸魚堪膾，盡西風(fēng)、季鷹歸未？求田問舍，怕應(yīng)羞見，劉郎才氣?？上Я髂?，憂愁風(fēng)雨，樹猶如此。倩何人、喚取紅巾翠袖，拭英雄淚?！痹犁骐m指辛棄疾詞作有用典過多之弊，但短短數(shù)行，連用張翰、劉備、桓溫三典，點鐵成金，融會貫通，讀來一氣呵成，并不隔膜。四清末文學(xué)革命之后，風(fēng)花雪月不敵聲光化電，淺俗白話似乎替代了典雅古文。其實不然，如梁啟超、魯迅、陳寅恪、郭沫若、錢鍾書、呂叔湘、啟功、聶紺弩這樣的學(xué)人作家，博覽群書，善于熔鑄，不僅可以巧用古典，而且可以創(chuàng)造今典，不僅可掉中國書袋，而且可掉外國書袋。
　　錢鍾書孤標(biāo)高格，逞才使性，他的《管錐編》，不只卷帙浩瀚，文詞古雅，融匯古今，更是打通中西，旁征博引英、法等多國文獻，涉及四千作者上萬著作，淵博不可究詰，機智莫可躡跡。不讀，頓失驪珠；讀了，茫然無措。去世后編印的16開本的3冊《容安館札記》、20冊《中文筆記》、48冊《外文筆記》等材料，足以結(jié)撰成為一系列大作。改革開放之初，錢鍾書曾訪問美國國會圖書館，美方大談其藏書豐富，錢鍾書笑言：原來不知世上還有這么多不必讀的書！
　　時代變了，袋中裝的書也不同了。從前用典還要四下搜尋撮抄，現(xiàn)在信息爆炸，網(wǎng)絡(luò)發(fā)達，古典今典紛至沓來，應(yīng)接不暇，引經(jīng)據(jù)典何其方便？
　　明末張岱《陶庵夢憶》載，有一次，他到蘇州太平山范長白園訪友，天黑告辭，主人挽留：寬坐，請看“少焉”！張岱不解，主人回答：吾鄉(xiāng)有縉紳先生，喜調(diào)文袋，以《赤壁賦》有“少焉月出于東山之上”句，遂字月為“少焉”。張岱《夜航船》還記載了以澹臺滅明為二人，堯舜為一人的事例。這樣的書袋，不掉也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