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文學，無疑已成為世紀初引人注目的一道文化景觀。從上世紀末由《萌芽》雜志主辦的“新概念作文大賽”開始，產生了以韓寒、郭敬明、張悅然等為代表的一批青少年作家，在很短的時間內他們紛紛出版了各自的長短篇作品，有力地沖擊著日益蕭條的文壇，并在書刊市場上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幾乎可以和一些著名作家平分秋色。
　　有意味的是，“青春文學”的稱謂一開始就受到諸多的爭議。雖然在短時間內它以迅猛的強勢占據了文學市場的巨大份額，最知名的幾位作者一度躍居中國作家福布斯排行榜前列。但這些“輝煌”成就引來的卻是不少知名作家和學者的質疑。有人宣稱“世上沒有青春文學，只有文學”，指斥青春寫手的文字“空洞”、“蒼白”、“虛假”、“裝酷”。由此可以窺見青春文學遭遇的尷尬和無奈。如果撇開純粹的價值立場，平心靜氣地進行一番審度，也許得承認這一特殊的文學創(chuàng)作現(xiàn)象被冠之以“青春”確有其因由。
　　從創(chuàng)作主體來看，“青春作家”大都出生于“80后”、“90后”，他們大都是經濟較為富裕的獨生子女的一代，其成長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歷程，雖然沒有明確的組織和一致的創(chuàng)作立場，但卻有明顯的“群落性”，和傳統(tǒng)寫作構成了顯著的差異。這三十年中，中國處于以發(fā)展經濟為中心的平穩(wěn)時期，隨著市場化、商品化、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中國已然置身于“全球化”的格局中，大眾傳媒和網絡媒介的勃興作為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參與了中國社會的歷史性變革。在某種意義上，作為中國社會結構進入調整和轉型時期的一個表征，80后（包括90后）創(chuàng)作恰恰在各個方面呼應了我們這個難以命名的時代。比如，青春作者們大都成長于現(xiàn)代化都市，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后現(xiàn)代消費文化的洗禮，熱衷于時尚和休閑，并與網絡新媒體保持了天然的親密關系。在此意義上，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社會的轉型可以從他們的創(chuàng)作中尋覓到或隱或顯的痕跡。青春文學可以理解為社會轉型的萌芽在文學領域的微觀表現(xiàn)也許不為過。
　　自九十年代以來，新的社會轉型的種種影響在精神和觀念層面上對青少年群體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一方面他們與成長于其中的這個新時代水乳交融，另一方面他們卻又與時代產生了某種疏離和懷疑。他們遠不及他們的前代那樣陽光明媚、信心十足或者有足夠的沉穩(wěn)和底氣。青春文學不乏年少者“我行我素”的飛揚和自信，但其頹廢和“殘酷”的另類品質多少有點類似于西方社會“迷惘的一代”和“垮掉的一代”。
　　從創(chuàng)作的主題看，青春文學突出地表現(xiàn)了青春的叛逆心理和特有的憂郁情懷，籠罩著強烈的孤獨感、隔離感。青春小說多采用第一人稱敘述，著意于“自我意識”的追尋和表達，但卻難免于成長歷程中自我認同的迷惘和偏誤。對愛情主題的癡迷和玄幻靈異想象的熱衷是突出的特點，也非常充分地顯示出其“青春”特質。再從接受的層面看，青春文學的出場一方面得力于大眾媒介的推波助瀾，另一方面其作者有不少是先借助于網絡平臺嘗試寫作，卻意想不到地受到眾多同齡網友的追捧而走紅，并最終得以在網絡內外自由穿行。新型網絡媒介和傳統(tǒng)出版媒介均參與了青春文學熱潮的“制造”。媒介的有力參與與鼓動使青春文學與傳統(tǒng)的寫作產生了最為明顯的差異。與此相應，青春文學的讀者群與傳統(tǒng)寫作也有明顯的差異。成年讀者對青春文學普遍地保持距離，但它卻在其同齡的讀者那里得到了熱烈的擁抱，甚至于“偶像”式的膜拜，其數量之眾足以產生文學出版業(yè)的奇跡。正是這一點使得青春文學不再只是一種文學潮流，而成了一種意味深長的文化現(xiàn)象。它令所有敏感的人們都不難感受到，傳播媒介與消費文化的合謀將無可置疑地重新塑造文學的前景和命運。
　　不管人們對洶涌而來的青春文學持怎樣的立場，但一個新的時代畢竟以不可阻擋之勢姍姍來臨，褒揚和批判都無可非議，一個新事物在登上歷史舞臺之前畢竟要接受多重的考驗。不過，在略嫌激切的質疑和詰責中，我們還是應該意識到：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文學的發(fā)展不是一成不變的。至少目下還不成熟的青春文學也許正在孕育未來中國文學可能具有的某種新質，如果僅僅因為它產生于與這個讓我們懷疑的時代就全力否決它，并非明智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