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39年前后，我參加了地下黨領導的‘抗日救亡工作團’，還做過團長。參加這個團的同學很廣泛。在‘五四’大轟炸時，聽說重慶城里防空隧道堵塞發(fā)生慘案，死了上萬人，我們就跑步進城冒險參加救火、救人，沒有什么工具，我們就憑著滿腔熱情，在火里穿行；居民被壓在廢墟下，我們就去搶救，記得有的人被拉出來時已經沒有腿腳了。那種慘狀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至今也難忘記。‘救亡工作團’學習俄國的 “十二月黨人”，要接近群眾。我們曾組織同學下鄉(xiāng)、下煤礦，慰問他們。大轟炸后，還組織歌詠隊、話劇隊到城里義演，賣票得的錢用于幫助疏散難民，為難民發(fā)救濟金。之后，在1939至1940年間，我們還募捐辦了個刊物叫《新流》，請生活書店幫助刊出了兩期。
　　也就在1939年，我與進步同學聯(lián)系更多了。經濟系的石山（靳吉甫）同志是地下黨支部書記，但是當時我不知道。和我單線聯(lián)系的是中文系的陳維誠同志，我從他那里看到不少延安寄來的小冊子。1939年春天，陳維誠介紹我參加了地下黨。
　　后來，陳維誠通知我說，校內國民黨、‘三青團’活動很猖獗，我們要與之抗衡。組織上讓我出來負責主辦‘中蘇問題研究會’，這是地下黨的外圍組織。開始每隔一星期開一次座談會，討論當時的國際形勢，介紹唯物主義哲學。在會上公開提出‘我們要認識蘇聯(lián)在二戰(zhàn)中起什么作用，能否與英美聯(lián)合反法西斯主義’，當時在校內很受歡迎。
　　每到星期六，我們還通過‘中蘇文化協(xié)會’負責人張西曼，與蘇聯(lián)大使館聯(lián)系，借蘇聯(lián)影片，在校內露天放電影。還在蘇聯(lián)大使館的支持下，在沙坪壩舉辦過蘇聯(lián)人民生活圖片展覽，雖然遭到國民黨黨棍們的騷擾、抗議，但是在我們輪流看守之下，還辦了三整天，影響很大。
　　‘中蘇問題研究會’辦的另一件大事，就是請思想文化界的名人如鄒韜奮、沈志遠、錢俊瑞等到學校做報告。其中最轟動的就是請周恩來同志做報告。我以個人名義曾寫信給他，請他到中央大學來講當前形勢，講‘中國青年向何處去’的問題，他約我到八路軍辦事處去談。他說：‘我可以去，但是一定要校方領導同意。你去找童冠賢先生吧，他同意了我就去。’我回學校后，就去找童先生，取得了他的同意。之后，我又到曾家?guī)r周公館去，我看到當時周恩來同志起居生活非常儉樸，還見到了鄧穎超同志，她出來給我們倒了兩杯水……周恩來同志到中央大學來做報告的那天，童冠賢先生親自到校門口去迎接，他們握手時，我看出他們像是很熟悉的樣子。后來我才知道，實際上童先生和周恩來同志在日本留學時曾一起生活過，童先生曾和我們黨有過聯(lián)系。
　　那是1939年的春天，周恩來同志當時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那次報告是在中央大學的大飯廳里舉行，報告的題目大概是：‘談談當前的形勢與任務’。他的報告講得好極了，非常生動，很吸引人，講了足有兩三個小時，給大家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那天大飯廳里擠滿了人，真是掌聲不斷，轟動極了！很多年后，在解放初期，有一次周總理到民盟來，那時我是民盟的候補中央委員，我問他是否還記得請他到沙坪壩中央大學去做報告的事，周總理含笑回答說：‘記得！記得！’‘中蘇問題研究會’的活動，前后約有一年。當時與此有關的外圍組織，一是‘社會問題研究會’，另一是‘文學研究會’，我都參與了，但是都不如‘中蘇問題研究會’影響大。由于參加的學生很多，我們開會時，‘三青團’想搗亂都不敢，他們只好在門外吹吹口哨而已。以上活動都是地下黨組織的，石山同志也參加了‘中蘇問題研究會’的活動。黨推我出來負責具體工作，可能因為我算是個好學生，在同學中有點影響吧?！?———陶先生2001年自述（陸方整理）牛平青（陶大鏞先生的夫人）：陶大鏞先生1939年就入黨了。我們結婚60多年了，以我作為親人來看，陶先生是個書生氣十足的正直的人，他非常剛強、從來不怕打壓。（二）“到了1940年初寒假時，國民黨掀起白色恐怖，中央大學的地下黨員馮秀藻突然被捕。黨通知我們‘中蘇問題研究會’的主要負責人，說抓人的黑名單上有石山、曾聯(lián)松等人。不久，石山、陳元暉、周壽臧三人去了延安。當時沒有通知我去延安，但是不許‘中蘇問題研究會’活動了。校長羅家倫要開除我，是童冠賢先生保了我，說我是個好學生。他找我談話，叫我不要參加社會活動了，要我好好寫畢業(yè)論文。此后半年中，我白天在重慶大學圖書館，晚上在法學院教室集中精力寫論文。我的畢業(yè)論文是：《中國古代生產技術研究》。
　　當時我很崇拜郭沫若，我也學習甲骨文，論文的第一篇寫的是石器時代，以后是青銅器時代，鐵器時代……寫完第一篇，我送給郭沫若先生看，他很高興，介紹在當時的《說文》歷史期刊上發(fā)表，因此，史學界很早就有人知道我。但是論文寫完后，交給經濟系主任吳干，他看后卻不予通過，也不讓我參加西南聯(lián)大的留美庚款考試。之后，童冠賢先生看了我的論文，打了85分，又讓我參加了庚款考試。后來聽說已考取了，最后卻被當時教育部劃掉了我的名字?！?br>　　———陶先生2001年自述（陸方整理）詹君仲（陶大鏞先生的學生，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教授、原經濟系系主任）：陶大鏞先生的文筆很好。他看了郭沫若先生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受到啟發(fā)，就以《中國古代生產技術研究》為題，根據(jù)大量考古史料寫成了他的本科畢業(yè)論文，共十萬多字。畢業(yè)論文最后送請郭沫若指導，并經郭沫若推薦，在 《說文》月刊上發(fā)表了其中的兩章：
　　《中國石器時代的生產技術》和《中國金石并用時代的生產技術》。
　　楊國昌 （陶先生指導的碩士生，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教授）：陶大鏞先生在大學時代所寫的論文，初次顯露了他在經濟理論研究方面的才能，從字里行間可以看出，他是以歷史唯物主義來指導寫作的。他曾說過，人類社會的歷史像一根長鏈，“石器時代、金石時代、銅器時代和鐵器時代，都是這根長鏈上的一環(huán)?！彼谡撐闹蟹治錾鐣l(fā)展過程時，特別強調生產力在社會發(fā)展中的作用，他說：“每一種生產工具，代表著一定程度的生產力，在石器時代，人類只能生活在漁獵社會和游牧社會；到了金屬工具發(fā)明之后，人類始能踏進一個比較安定的農業(yè)社會。所以，生產工具決定了社會經濟的發(fā)展”、“生產工具的革命，可以促使人類經濟生活的革命”……陶大鏞先生的這些觀點，在今天看來，是很平常的唯物史觀的ABC，但在封建軍閥統(tǒng)治下的舊社會，能講唯物史觀，的確是難能可貴的。
　　1940年夏，陶大鏞先生在中央大學經濟系畢業(yè)后考取了南開經濟研究所研究生。當時，正是戰(zhàn)火紛飛的年代，而研究生的課程與他所追求的革命理想格格不入。一年以后，他毅然放棄研究生的學習，前往香港，加入到鄒韜奮、沈志遠等一批進步文化工作者的行列，從事進步文化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