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家鄉(xiāng)發(fā)生翻天覆地的變革，我個人碰上千載難逢的機遇。那一年我十三歲，脫掉絳色的僧服，走出古老的寺門；穿上整潔的校服，走進現(xiàn)代的校門。
　　時至今日，這個學校從西藏公學、西藏民院至西藏民族大學，走過六十年的歷程，為西藏的革命和建設培養(yǎng)了八萬余名專業(yè)技術人才和黨政干部，被稱為“西藏干部的搖籃”。
　　我的家鄉(xiāng)在西藏。1953年藏歷新年初一，天還沒有亮，從我家大門外傳來“折嘎”的說唱聲。剛穿上新衣的我，從二樓順著扶梯滑下，跑到大門后，從門縫往外看。只見一個身材魁梧、白發(fā)蓬松的中年男子，左肩披著一件白色羊皮面具，左手端著木碗。“折嘎”意為白發(fā)老人。相傳古時候，在西藏遇到戰(zhàn)爭勝利，農(nóng)牧豐收，聚眾慶典，都得由一位德高望重的白發(fā)老人說一番祝福贊美的話。這種習俗沿襲下來，成為一種專門的說唱藝術即“折嘎”。每當藏歷新年初一，“折嘎”都到大戶人家門前，用洪亮的聲音說唱一番動聽的贊美話，帶來吉祥的兆頭。那年“折嘎”的唱詞有許多新意，多是即興創(chuàng)作、自由表達：共和國誕生，解放西藏，漢藏團結(jié)……西藏剛獲得和平解放，希望的曙光閃現(xiàn)在“折嘎”的唱詞里。
　　1960年，家鄉(xiāng)發(fā)生翻天覆地的變革，我個人碰上千載難逢的機遇。那一年我十三歲，脫掉絳色的僧服，走出古老的寺門；穿上整潔的校服，走進現(xiàn)代的校門。
　　通往那曲地區(qū)政府所在地的四百公里路，是牲畜踏出的小路和行人雙腳踩出的土路。我白天騎馬趕路，夜晚睡在路旁。二十多天的長途跋涉，一路的煩躁寂寞，艱辛勞累深深埋在心底，太多思念、牽掛，百味雜陳咽進肚里。再從那曲鎮(zhèn)沿著通車不久的青藏公路，向第二站--甘肅夏東火車站進發(fā)，全程近兩千公里，全是灰塵翻滾的土路。要翻越唐古拉山、昆侖山、日月山等十二座大山，要跨越楚瑪河、通天河、拉多河等二十五條江河。經(jīng)過荒無人煙的無人區(qū)，寸草不生的戈壁灘，歷時二十五天，終于聽到火車的汽笛聲。從縣城出發(fā)，騎馬、坐車、乘火車歷時三個半月才到達目的地--陜西咸陽的西藏公學。
　　千畝校院，青磚筑成的圍墻，高大的校門上方，白底紅字用藏漢兩種文字書寫著校名“西藏公學”。我們在敲鑼打鼓的歡聲笑語中走進校門，沿著一條寬暢的水泥路尋找宿舍。繁密的樹林叢中掩映著一排排整齊的平房，青磚墻，灰瓦頂，門前是黃泥鋪的走道。每一間宿舍十來個平方米，擺著四張上下雙層床，住著八個學生。五層高的教學樓，顯得威武高大，墻壁是磚邊石心，屋頂是灰色大瓦，樓脊上有透窿的瓦做裝飾，還涂上彩繪，迎著太陽看去，充滿著希望。房脊的兩端各塑有一個鴿子，既是和平的象征，也說明我們這些學生就像小鴿子一樣，從遙遠的西藏飛到咸陽美麗的校園。上課第一天，在明亮的教室里，懂漢語的藏族班主任介紹漢語老師和數(shù)學老師。我數(shù)學很好，但是一句漢語都不會說，一個漢字都不認識。我全神貫注地看著那位漢語老師。
　　他叫陳欽甫。第一印象，儀表堂堂，體格勻稱，面孔俊秀，散發(fā)著青春的活力。他穿的黃色衣褲明顯舊了，但非常干凈整潔，每一個紐扣都扣得認認真真，連制服外套的風紀扣也一絲不茍地扣著。更驚訝的是第一次開口，他用流利的藏語說：“你們一路辛苦了，這學校你們喜歡嗎？”這下不僅拉近了師生距離，貼近了民族情感，更讓我產(chǎn)生對老師的敬畏之心：人家是藏漢雙語兼通的老師。正式開課后，陳老師教的第一句漢話是“老師，你好“及”你吃飯了沒有”；教的前三個漢字是“你、我、他”。后來我才深刻體會到：一位好老師能影響一個人的一生，所以一句“老師，你好”值得終生銘記。
　　咸陽這座安靜的新城中，猛然來了一大群藏族學生。三千多名學生，不論出身，學校一視同仁，都是學生。有人說，我們這個學校“四不像”：既不像小學、中學，學生大的四十多歲，最小的只有十來歲，我當年十三歲是最小的之一；也不像干校、黨校，盡管學生中有縣長、鄉(xiāng)長，但學的還是文化知識；更不像大學，盡管教師中有教授、講師，但課程是漢語拼音、小學教材。
　　教育能改變?nèi)说拿\。時至今日，這個學校從西藏公學、西藏民院至西藏民族大學，走過六十年的歷程，為西藏的革命和建設培養(yǎng)了八萬余名專業(yè)技術人才和黨政干部，被稱為“西藏干部的搖籃”。
　　我入校之后立下的第一個人生目標是：學好漢語，走遍全國。這個目標也是去年才實現(xiàn)的。我學習漢語特別用心。漢語老師用藏語講解漢語拼音和字詞，聲調(diào)高揚、語音鏗鏘，區(qū)分著兩種語言的發(fā)音方式。教漢語，沒有課本只有提綱，老師一邊查看學生做的記錄，一邊整理自己的教學筆記，然后整理成文，油印發(fā)給學生。我們在五年多的時間里讀完了初中以下的漢語課程，學生不僅可以流利地用漢語對話，而且能認識三千多個單字，能讀報看書。老師特別關注我的作文，讓我擔任作文寫作的課代表，老師把學生的作文簿批改完后，總在課堂上親手發(fā)給每一個同學，先發(fā)的是寫得不好的，最后發(fā)的是最好的。還占用一些時間宣讀和講評好的、差的作文。
　　課堂前面墻上是黑板，只有老師拿粉筆書寫。后面墻上是報欄，長方形的木框內(nèi)貼滿優(yōu)秀作文和好人好事表揚信，我的作文常常貼在最前面。我為了寫好作文，課余大量閱讀文學作品，還想讀《紅樓夢》《西游記》等四大名著。圖書館的老師說：“你才學了五年漢語，有點……”這些書當時被視為“閑書”。我于是跑到咸陽街頭一個舊書出租屋花錢去租，有空就讀，還常常在宿舍熄燈后躲在被窩里，打著手電筒來讀。有一天學校出了一個作文題目《美麗的校院》，可以描寫不同季節(jié)的風景，抒發(fā)對老師的情感，還可以寫同學之間的友情。我心血來潮，寫了一首贊美學校的長詩。我交完作業(yè)心里忐忑不安，總覺得作文既離題，又離譜，不知老師怎么想。沒想到發(fā)作文的時候，還是“壓軸”，這就吃了定心丸。但這次老師沒有念給我的批語，我翻開作文簿一看，紅筆寫的“詩寫得很好，但注意不能好高騖遠”映入眼簾。對前一句話有點沾沾自喜，后一句不就是批評我還不會走就想跑嗎？
　　有一年學校組織全校漢語普通話比賽，在三千名學生中我得了第三名，原因是朗誦中卷舌發(fā)音不標準，老師有些失望。不久又進行全校漢語作文大賽，我獲得第二名。老師拉著我的手走進學校門市部，掏出一斤糧票，買了一斤糕點，把一半分給我吃。在六十年代初，那算是最大的獎勵。老師的一舉一動鼓起了我的寫作激情，就像鼓滿船帆的風，激勵著我不斷遠航。
　　十多年前，我專程前去咸陽看望我的老師們，將我出版的散文集和專著送給他們，還告訴他們，中篇小說《江貢》獲獎，部分散文集翻譯成英文、俄文、阿拉伯文、匈牙利文。老師們的恩惠我常藏在心底，師恩是報答不盡的，只能作為內(nèi)心的紀念。我最高興的是老師們雖然年事已高，但風度如故，威嚴如故。
　　去年，我去咸陽看望我的漢語老師陳欽甫，他已經(jīng)八十多歲了。陳老師見證西藏和平解放，用心培養(yǎng)藏族學生。他對我的無私付出改變了我的命運，就像新中國無數(shù)的教育工作者，改變了無數(shù)人的命運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