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元以來的戲劇舞臺上以及羅貫中等歷史小說家的筆下，曹操一副十足的奸臣臉譜。一代杰出政治家、軍事家的形象為何會被顛覆，我們且從有關(guān)曹操及相關(guān)人物歷史記載的源頭談起。
　　準確地說，曹操應該屬于東漢時代的人，南朝劉宋時代的歷史學家范曄所寫的《后漢書》（范氏撰寫該書始于公元432年，445年范曄以謀反罪被捕，旋被殺，沒有完成該書的寫作計劃）一書中，后世戲劇和歷史小說中曹操的那些“壞事”，未見有原初的創(chuàng)作素材。
　　西晉歷史學家陳壽撰寫的《三國志》是唯一保存至今且兼記魏、蜀、吳三國歷史的優(yōu)秀史學著作。陳壽是西晉巴西安漢（今四川南充）人，早年拜蜀國著名的儒學大師和史學家譙周為師，后官至散騎黃門侍郎。陳壽三十歲時（公元263年），蜀國被曹魏滅掉。又過了兩年（公元265年），曹魏政權(quán)被司馬氏建立的晉朝取代。估計陳壽應該是在西晉泰始三年 （公元267年），和自己的老師譙周一起被晉朝政權(quán)征召到洛陽，后官至著作郎、治書侍御史。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西晉滅亡孫吳政權(quán)后，陳壽開始撰寫《三國志》，大約經(jīng)過近十年的辛苦寫作，撰成六十五卷本的 《三國志》。
　　按說陳壽對于曹魏政權(quán)，應該有滅國之恨的痛苦記憶，也最有妖魔化曹操的理由，最起碼有把曹操那些“壞事”秉筆直書的理由。但是在《三國志》一書中，陳壽卻以曹魏政權(quán)為正統(tǒng)，誰為正統(tǒng)的觀念問題在中國古代史書的撰述中是需要撰寫者首先考慮的問題。在《三國志》的魏書部分陳壽稱曹操為太祖，而在蜀書部分稱劉備為先主，對孫權(quán)，在《三國志》全書中一概稱名。
　　在集中記載曹操事跡的 《三國志》武帝紀部分以及和曹操有密切關(guān)系的其他人物歷史的記載中，后世戲劇和歷史小說中曹操的那些 “壞事”也未見有原初的創(chuàng)作素材。相反，陳壽對曹操的總括性評價卻非常中肯，“漢末，天下大亂，雄豪并起，而袁紹虎眎（同視字）四州，強盛莫敵。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nèi)，攬申、商之法術(shù)，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yè)者，惟其明略最優(yōu)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曹操“壞事”記載的大面積出現(xiàn)始于南朝劉宋政權(quán)史學家裴松之撰寫的《三國志注》一書中。該書成書于劉宋元嘉六年（公元429年），距離陳壽去世已經(jīng)132年。裴氏注解引用書籍達到210種，足見其寫作該書時用功之勤。該書大大彌補了陳壽《三國志》記載三國歷史簡略的缺陷，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僅在《三國志注》一書的武帝紀部分，羅貫中《三國演義》一書中曹操的許多“壞事”的原初創(chuàng)作素材就已經(jīng)大量呈現(xiàn)。
　　裴松之關(guān)于曹操大量 “壞事”的記載大多也非裴氏原創(chuàng)，而是轉(zhuǎn)載自當時其他書籍的記載，比如孫吳政權(quán)無名氏撰寫的《阿瞞傳》一書中，即有曹操裝病離間自己父親和自己叔父關(guān)系的記載，這個原初記載成為《三國演義》第一回曹操在該書中首次出場時的妖魔化描寫的素材，幼年時即詭計多端，就差說曹操胎里壞了。出自曹魏政權(quán)敵對國家孫吳人筆下的記載有多少可靠性，不用筆者再做分析。
　　次如記載曹操殺害呂伯奢一家的原初記載在《三國志注》中原本有三個版本，其中引自王沈所著 《魏書》的記載是“太祖以（董）卓終必覆敗，遂不就拜，逃歸鄉(xiāng)里。從數(shù)騎過故人成皋呂伯奢；伯奢不在，其子與賓客共劫太祖，取馬及物，太祖手刃擊殺數(shù)人”，按照這個版本的敘述，殺人事件的起因在于呂伯奢的兒子與賓客要搶劫曹操的戰(zhàn)馬及隨身物件，曹操奮起自衛(wèi)，這應該是最有利于曹操的一個記載版本。轉(zhuǎn)引自郭頒的《魏晉世語》則如此記載，“太祖過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備賓主禮。太祖自以背（董）卓命，疑其圖己，手劍夜殺八人而去”，這個版本的記載則表現(xiàn)曹操了像一只受傷的狼一樣，多疑而兇狠。引自《孫盛雜記》版則做如下記載，“太祖聞其食器聲，以為圖己，遂夜殺之。既而凄愴曰：‘寧我負人，毋人負我！’”。這個版本是最不利于曹操在該事中表現(xiàn)的記載，羅貫中的《三國演義》第四回選擇了該版本作為原初素材，并進行了精彩的藝術(shù)加工?！段簳x世語》和《孫盛雜記》二書均非嚴肅的歷史著述，近似筆記小說。
　　再如關(guān)于曹操殺楊修的事情，《三國志注》引自《九州春秋》的記載是，“時王（指曹操）欲還，出令曰‘雞肋’，官屬不知所謂。主簿楊修便自嚴裝，人驚問修：‘何以知之？’修曰：‘夫雞肋，棄之如可惜，食之無所得，以比漢中，知王欲還也’”。記載到此為止，再無一言。但是在《三國演義》第七十二回，該事情卻成為羅貫中筆下曹操殺楊修的原初創(chuàng)作素材。
　　限于篇幅，此類記載不再一一比對。
　　為何獨獨于裴松之的 《三國志注》中，開始出現(xiàn)關(guān)于曹操“壞事”的大面積記載，筆者試做如下猜測，姑妄言之，姑妄聽之，因為目前筆者尚未找到任何確切史料作觀點支撐。
　　第一，無論西晉還是東晉，都是司馬氏貴族掌權(quán)的國家，司馬氏既然篡取了曹氏的政權(quán)，自然要妖魔化該政權(quán)的領(lǐng)導人，以證明自己得天下的合理性，而妖魔化該政權(quán)第一代最重要的領(lǐng)導人，最有打擊力。西晉立國太短，又忙于對付內(nèi)爭和外亂，無暇做好該方面的工作，而偏安東南的東晉政權(quán)，存在了一百多年的時間（公元317年---公元420年），在政局基本穩(wěn)定的情況下，文化也得到了比較快的發(fā)展。于是到了劉宋裴松之撰寫《三國志注》的年代，他便得以看到東晉文人留下的許多記載曹操 “壞事”的書籍，這些書成為裴松之注解《三國志》的重要原始材料。
　　第二，在門閥氏族勢力猖獗的東晉，非名門望族的曹氏且又是宿日政敵的曹氏很容易成為被妖魔化的對象。
　　第三，曹操父親曹嵩曾是東漢宦官曹騰的養(yǎng)子，東漢時代的宦官為以后歷朝士大夫所不齒，門閥士族更看不起和宦官有血緣關(guān)系的人，即使有準血緣關(guān)系也不行。
　　當然，作為亂世地主階級的政治家、軍事家，曹操的那些“壞事”，也非政敵或他人全部杜撰。由于戲劇和歷史小說的影響要遠遠大于嚴肅的史學著作，這些“壞事”也就被無限夸大，曹操也就被臉譜化為一個典型的奸臣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