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時候，我都在懷疑詩歌和詩人之于我們生活的意義。我不能確定這世界上還有多少人還像詩人或像我們一樣的不稱職的詩歌愛好者一般還需要詩。這年的春天的進行曲奏響就快進行到最后一個章節(jié)，某日我與幾位師兄在夜色中飲酒遣懷時談到一件事：這年春天在我們學校似乎少了一個活動。今年春天我們沒有紀念海子，而那幾天，我又突然聽說張棗在德國過世了，享年48歲。死亡往往會在一瞬間將個體的價值放大到一個極致，就像海子的詩人之死。而對于一個我真正喜歡的詩人，湖南零散存在幾個寫出好詩的前輩之一，他的去世就像是青苔蔓延上了我們夜里的啟明星，覆蓋掉了我們的期待與際遇。
　　張棗作為第三代詩人中特殊的個體，顯得并不是那么犀利與離經(jīng)叛道。沒有讀過他詩歌的人自然不在少數(shù)，而讀了他的《鏡中》之后被他詩歌的內(nèi)在抒情氣質(zhì)所吸引的人也不在少數(shù)。柏樺曾在他的《左邊》里回憶這個“長沙來的張棗”在某個初冬的黃昏拿出他剛寫就的《鏡中》和《何人斯》，眾人大加贊賞，而這兩首詩也奠定了他作為一名詩人的名聲。寫在文章開頭的那首《鏡中》，更是一首優(yōu)美雋永的插曲，它在一夜之間被廣為傳唱的命運近似于徐志摩的《再別康橋》或戴望舒的《雨巷》。這婉秒的言詞組成的句子，這首眷戀縈回的俳句式小詩，在經(jīng)歷了多少空虛和往事的邂逅，終于來到感性的一剎那———梅花在南京零落的一剎那，來到一個陳舊的詞語前———被寫就成“鏡中”。
　　年歲更迭，一晃間，我來到白馬湖已經(jīng)三年，在更多的時候，我發(fā)覺自己越來越需要詩，可詩人們卻在精神和肉體上相繼死去。之間的緣由北島說得最好：“寫詩寫久了，和語言的關系會相當緊張，就像琴弦越擰越緊，一斷，詩人就瘋了?！睆垪椫?，對比我們對海子之死所表現(xiàn)出的向往，更多的人表現(xiàn)出的是惋惜，張棗曾坦言一個詩人的事業(yè)是三十歲才開始的，二十歲到二十五歲因青春萌動而知乎情，二十五到三十歲因抗爭環(huán)境而懂得景，幸運的人到了三十歲才開始把兩者結合在一起。這樣算來，張棗的事業(yè)才進行了十八年，還太短，他只留下了一本詩集《春秋來信》和一本與人合譯的《最高虛構筆記———史蒂文斯詩文集》，傳世的文字還太少。我不能想象張棗在彌留之際是如何回憶他的一生，他輾轉川湘，定居德國，剛回國幾年，在中央民族大學任教，這期間始終在創(chuàng)作，卻始終謹慎。只有當與語言的緊張?zhí)幵诳煽氐姆秶鷥?nèi)，他才落筆。熟悉他的人說他是語言天才，通曉數(shù)門外語，我猜測這背后多少也蘊含著緩解緊張的考慮。對常人而言，語言無非交流工具，滔滔有時，沉默也未必蟄人。而對詩人來說，語言即是全部世界，生活的構成全然由詩行的言說所決定。他們的思考幾乎要凝練成最為精簡的語言，精簡背后卻包藏著人類精神所可能達到的最為復雜的結構。
　　這個春天，當這樣一個詩人離開了我們，我才得到一本電子版的《春秋來信》，除了紀念，也遠勝于在此通篇浮泛的抒情。
　　“莫妮卡，我有一道不解的謎/是不是每個人都牽著/一個一模一樣的人，好比我和你/住在這個燕子往來的世界里/你看看春天的窗扉和宮殿/都會通向它們的另一面”。張棗和他的詩，沒有嚎叫，沒有地獄，沒有力啟時代的呼告，他的死也不曾為這大地增加或減少什么，不曾影響“龐大機器的正常運轉”。但讀杰出的詩，會映射出每個讀者特有的心靈密碼。在多數(shù)情況下，并不是我們主宰著詩歌，而是它的語言進入我們，并通過我們，傳達永世的理智與感動。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了下來比如看她游泳到河的另一岸比如登上一株松木梯子危險的事固然美麗不如看她騎馬歸來面頰溫暖羞慚。低下頭，回答著皇帝一面鏡子永遠等候她讓她坐到鏡中常坐的地方望著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滿了南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