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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忘一九七八,難忘爛柯山


  難忘的爛柯山下!難忘的一九七八年!
  一九七八年的三月十八日令人難以忘懷。正是在這一天上午,全國科學大會在北京開幕。鄧小平在開幕式作了長篇講話,明確指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提出要建設宏大的又紅又專的科技隊伍。廣大科技工作者深受鼓舞,歡呼科學的春天到了。
  一九七八年的五月十一日令人難以忘懷。這一天,《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名義發(fā)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新華社隨即向全國轉發(fā)。隨后,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在全國展開。
  一九七八年的十二月十八日令人難以忘懷。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這一天在北京舉行。全會決定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作出了把全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重大戰(zhàn)略決策。
  中國需要一個大的轉折,需要一個大的變革。預見、推動和領導這次歷史性轉折的人就是鄧小平。而這次大轉變、大變革的關節(jié)點就發(fā)生在一九七八年。
  一九七八年發(fā)生的上述事件,對中國的經濟、政治、文化都產生了重大影響,當然也對爛柯山下浙江化工學院校園里師生生活的各個方面產生了重大影響。給人印象最深的是這樣幾件事:
  三月六日,恢復國家統(tǒng)一招生考試后首批錄取的339名新生來校報到,這批學生給學校帶來了新氣象,他們珍惜寶貴時間,如饑似渴地學習;他們積極參與校園文化活動,促進了學校教學秩序、生活秩序的恢復,推動了學校的改革。
  四月七日,合成氨催化研究室劉化章老師參加全國科學大會歸來。十三日,劉老師向全校師生匯報了參加全國科學大會情況和自己的感受。劉老師排除各種干擾,堅持科學研究的事跡,我是直接見證且非常欽佩的。
  正是在一九七八年,強加在許多干部和教師身上的不實之詞和冤假錯案一一宣布澄清、撤銷和平反,落實政策工作節(jié)奏加快。枷鎖破除了,使這些一直忍辱負重、勤懇工作在教育戰(zhàn)線的老師和干部的積極性、創(chuàng)造性被釋放出來。
  作為一個以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育工作為己任的老師,對于黨、國家和校園里發(fā)生的重大而深刻的變化,我當然是敏感而欣慰的,終于可以聚精會神地從事哲學理論教學工作了———第一、結合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重讀經典作家的原著;第二、結合哲學教學的需要,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體系和基本范疇,進行再學習和再思考;第三、結合提高教學質量的需要,決定按照哲學教學的專題,建立資料卡片庫、檢索和摘要有關觀點、素材和論據;第四、結合參與項浙學同志發(fā)起開展自然辯證法的普及和研究活動,關注現代科學技術革命的動態(tài),開設面向學生的學術講座;第五、結合指導青年教師的需要,思考科學方法和學術研究方向問題。
  以上在一九七八年啟動的這幾件事,對于我本人而言,意義非常重要而深遠。自1964年8月四川大學哲學專業(yè)分配到浙江化工學院,至1978年已有14年,這是經風雨、見世面的14年,是由面向書本到面向社會的14年。但從嚴格意義上的哲學教學和學術研究上講,真正的拐點,是一九七八年。從這一年開始,我的教學和學術生涯才進入了新階段。
  從這一年開始,為三年級學生主講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并著手自己編寫《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提要》。這個提要在77、78、79級三次試用的基礎上,在曾鶴翠、曹增節(jié)兩位青年教師的參與下,經再次修改后,于1982年3月付印,供80級教學參考。這為課程建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也為以后受省教委委托主編供全省高校哲學教學用教材創(chuàng)造了條件。
  從這一年開始,學校開設了面向學生的學術講座,并著手準備開設人文社會科學類選修課。1982年9月,設立以講座的形式進行的必修課———思想品德課,第一講由本人承擔,秉持盡量滿足學生需要的原則,三十年來,先后開設了10多門選修課和不計其數的講座。現在回顧這些課程,其成熟程度不敢恭維,但在不斷學習的過程中與學生和學校一道與時俱進的精神狀態(tài),還是可以聊以自慰的。
  從這一年開始,我參加了項浙學教授發(fā)起的自然辯證法的學習、普及和研究活動。這一活動人數逐漸增加,研究領域逐步擴展,終于在浙江省學術領域占有一席之地?;仡櫊€柯山下的崢嶸歲月,在那偏僻封閉的浙西山地,居然出現了一個視野開闊、學術思想活躍的小群體,他們開展學習和討論,關注現代科學技術的發(fā)展趨勢,關注中國的高等教育和社會發(fā)展。在這個群體的推動下,學校于1979年9月初舉辦了黨政干部 《自然辯證法》學習班;11月14日,浙江化工學院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宣告成立,首批會員達38名,這個群體還在校內開設了面向師生的各種講座,發(fā)起并舉辦了有關經濟社會發(fā)展的學術研討會。其中,由項浙學教授提議、浙江省自然辨證法研究會和省企業(yè)管理協(xié)會聯(lián)合主辦的“工業(yè)發(fā)展戰(zhàn)略研討會”,1982年春在杭州召開。這是一個我校人文社會科學學術研究開始嶄露頭角的學術活動。在爛柯山下,項浙學、周懷溪、王光鑄、林寶琨、鄭耀華、李寶泰、范競藩、沈立晟、楊祖望等老師,都是我的良師益友。與他們一起學習和討論,大大改善了我的知識結構,他們的思想火花激發(fā)了我教學研究的激情。我們一同見證了項浙學和王光鑄、李寶泰三老師發(fā)表在光明日報理論版的著名學術論文的產生,正是這篇論文第一次對剛剛出現的“知識經濟”范疇下了一個原創(chuàng)性的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定義;我們還一同見證了浙江省自然辯證法(科學哲學、技術哲學)研究會理事長和秘書長單位落實我校迄今達20多年的歷史……這個群體中的老師們,像一支支蠟燭,匯成爛柯山下一片獨特的風景線。正是在這樣一個良好的學術氛圍中,曾鶴翠、曹增節(jié)、胡平、鮑健強、徐玲、方巍、宣勇、張雷等紛紛來校和留校,加入到科學技術哲學等學術領域的教學研究中來,已成長江后浪推前浪的態(tài)勢,令人倍感欣慰。這使我不由得又自言自語起來:爛柯棋局多彷徨,提筆無奈顧八荒。人生苦旅從頭越,一九七八最難忘。崢嶸歲月上塘河,乘風破浪敢承當。三十年后何處去,景月灣畔贊燭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