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接李嘉言先生的哲嗣之禹兄來函，通報正在編輯嘉言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同時還寄來嘉言先生的《長江集新?！芬粫?。
　　河南大學是我的母校，嘉言先生是我的恩師，之禹兄是我的同窗好友，無論從哪層意義上，我都應(yīng)當奉上一份感念與敬意。
　　多年前我曾寫過一篇短文，敘述過我第一次見到嘉言先生的情景。那雖然只是“驚鴻一瞥”，卻對我的人生道路產(chǎn)生了幾乎是決定性的影響。我把它看作我一生中罕見的一道“靈光”，一道從幽冥中閃現(xiàn)的“靈光”。那時我還在開封一高讀書，夏季的一個黃昏，我隨李之禹到他家中取一點什么東西。我與之禹過從甚密，是好朋友，還曾在一起照了不少相片，是他出面邀請河南大學的外籍教師吳雪莉，一位豐碩的金發(fā)碧眼的美婦人為我們拍攝的。李家住在校外的惠濟河岸邊，是河南大學為教授們蓋起的新宅，一律平房獨院，我記得那天有些陰晦，而且已是暮靄沉沉，屋里面卻顯得很明亮。門里的東屋，是之禹父親嘉言先生的書房。先生正伏案翻書，我們怕驚擾他，像小狗一樣弓著身子從書房門前掠過，連正眼觀看一下都沒有來及。然而正是這匆匆一瞥，時間怕只有一秒左右，卻在我心頭停駐下來：柔和的散發(fā)出溫暖的臺燈，四壁滿裝圖書的書架，散發(fā)出芬芳的筆硯，書案前若有所思的學者。我?guī)缀趼牭阶约盒睦锇l(fā)出呼喊：我也要做這樣的人。
　　那時候聽之禹講過他的父親李嘉言先生：30年代畢業(yè)于清華大學文學院，他是聞一多先生的研究生、西南聯(lián)大的講師、河南大學中文系教授、《文學遺產(chǎn)》的編委。中華書局、商務(wù)印書館出了什么新書，總是先把書單寄到他們家來。一篇文章考證了《楚辭》中的兩個字，稿費寄來100多元……他是河南大學中文系的著名教授。
　　沒有想到，兩年后，我真的成了他的學生。不過直到那時候，開封市貧民區(qū)一個利用暑假時間去拉板車補貼家用的中學生，距離文學教授還不知有多遠的距離。從那時起，23年過后，曲曲折折陰差陽錯，我倒真的當上了“教授”，而且是“文學教授”。此時，我的臺燈、書案、書架、筆硯，以及那種兩袖清風、坐擁書城的感覺，真是與50年前“靈光”閃現(xiàn)時的情景別無二致。
　　1963年秋，我進河南大學中文系讀書。那時的河南大學，經(jīng)過50年代的大學院系調(diào)整，已由河南大學變?yōu)楹幽蠋煷筮M而成開封師院。俗謂“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河南大學雖然變成了開封師院，所幸還有一個陣營可觀的教授群支撐著，如任訪秋、華鐘彥、高文、萬曼、于安瀾、吳鶴九、王夢隱、郭光諸位先生，而李嘉言先生正作為中文系主任，統(tǒng)領(lǐng)著這一局面。更何況，那巍峨的中西合璧的大禮堂還在，典雅古樸的東十齋房還在。
　　入校后，我所住的學生宿舍在甲排房最東邊的一間，緊靠鐵塔湖，久經(jīng)歷史滄桑的開封古城墻就橫亙在湖水的東岸。中文系的教室、資料室、教研室、行政辦公室全在十號樓，那是一座紅磚建造的四層樓，剛剛蓋起不幾年，是當時開封城里最高的樓房。我就是在這座樓的過道里，再次見到李嘉言先生，他正在和一位教師談?wù)撝裁?。較之那次“驚鴻一瞥”，這次是“定睛細看”了，嘉言先生高高的身量，偏瘦，有著豫北人的膚色與口音，神情莊重卻又透出和善，言談沉著而又使人感到親切，正是我心目中的大學者的形象。
　　那時，嘉言先生并沒有給低年級學生開課。聽上面60級的同學說，嘉言先生正在給他們講《楚辭》中屈原的《離騷》，已經(jīng)講了半個學期，并譽之為“楚辭專家”，那種深得名教授真?zhèn)鞯男腋Ｅc風光溢于言表。我為了將來聽嘉言先生的課提前做好準備，特地到圖書館借了《楚辭集注》，同時用當時稱得上“豪華”的白油光紙自己訂了一個札記本，生吞活剝地啃讀起來。后來我還在東大街的舊書攤上買到過一冊馬茂元先生的《楚辭選》，多年后在搬家中丟失了。讀《離騷》自然是不得要領(lǐng)，領(lǐng)會最深的只是“吾令羲和彌節(jié)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一句中的后半句。這半句對我至今在學術(shù)的“漫漫”長途上求索不已，似乎產(chǎn)生了重要的啟迪作用，算起來，也該歸之于嘉言先生的言傳身教。
　　后來我才知道，嘉言先生在學術(shù)上的最大貢獻，其實并不在“楚辭”研究，也不在于他曾涉足的佛教與元朝文學，而是在唐詩研究。這是我從孫先方先生那里得知的。進入大學的第二年的冬天，中文系的師生便停課參加所謂的“農(nóng)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簡稱“社教”，又稱“四清”。開始時是“小四清”，地點在豫西鞏縣的黑石關(guān)鎮(zhèn)。我所在的生產(chǎn)隊叫“大北溝”，與古典文學教研室的孫先方老師同住一個窯洞。我當時也就是十八九歲，第一次住窯洞，孫老師則是我第一次作為“工作隊員”走進社會的引路人。孫老師其實也是一位忠厚書生，一位做學問的人，四清時住在窯洞里還看專業(yè)書，看的是唐詩。他告訴我開封師院中文系擔負著一項國家的重點項目，一項規(guī)模浩大的工程，即整理改編全唐詩，而項目的主持人就是李嘉言先生。從他談起嘉言先生的語氣里，我更感覺到嘉言先生的學術(shù)地位與人品風致。
　　“小四清”完了是“大四清”，階級斗爭的勢頭一浪高過一浪，我們的“陣地”也由豫西轉(zhuǎn)移到豫東。通許縣的“社教運動”幾乎延續(xù)了一年，重新回到學校還未曾在教室坐穩(wěn)，“文化大革命”便已狼煙四起，整個古老校園陷入“文革”的熊熊烈焰之中。在十年浩劫的第二個年頭，嘉言先生便不幸去世，享年僅56歲，正是年富力強的時候。嘉言先生與中文系的其他一些教授還不完全相同，在歷次政治運動中他屬于出身貧寒，歷史清白，思想進步，真誠擁護共產(chǎn)黨的知識分子，然而也仍然沒有逃脫那場浩劫，究其原因反倒是因為他學問做得太好太深，于是當然地成了“反動學術(shù)權(quán)威”。
　　文革后期，我和嘉言先生的三兒子、我的同學李之禹都分配到鄭州鐵路局教書，有一段時間還同住在鄭鐵機務(wù)南段一個破舊的大院子里。之禹的姐姐之舜也曾來過這個院子。那時，之舜還是位容光煥發(fā)的美女，不料她竟英年早逝。造化令人無奈，令人傷凄。之禹先我搬出了機務(wù)南段的大院，聽說結(jié)了婚，又分了手，那已是后話。文革期間時常“停課鬧革命”，空閑時間除了畫畫，我曾學做過木工，做過一只帶抽屜的單門柜，至今還在鄭州老家放著。還曾學著裁剪衣服，用兩毛錢一尺的灰棉布做了件襯衫，不合身，廢掉了。有一次之禹說他有一塊好看的有機玻璃，希望我為他改制成臺燈，我自忖手頭沒有得力的工具，就沒有攬下這個活。
　　如今我與之禹都已經(jīng)過了耳順之年，他贈送的這部關(guān)于賈島研究的《長江集新?！?，為“百年河南大學國學舊著新刊”叢書之一種，是嘉言先生學術(shù)生涯中的一部重要著作。
　　賈島，是中國文學史上具有顯著地位的一位詩人，蘇東坡對與他同時代的詩人曾有“元輕白俗，郊寒島瘦”的品評，然而對其詩歌成就的具體理解歷來又褒貶不一，褒者謂之“峭拔瑩潔”“意在言外”，雖善雕琢而字字精透；貶者謂之“怪癖狹窄”，“苦寒而近酸澀”。盡管褒貶不一，賈島詩歌對于清掃大歷以來綺麗浮弱的詩風功不可沒，對于后人的影響也是持久悠遠的。我自己在童蒙時代就知道“僧敲月下門”與“一吟雙淚流”的典故，以及“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的佳句。這樣一位詩人，以往的專門研究卻并不充足，不但比不上元、白，甚至也比不上與他齊名的孟郊。嘉言先生的賈島研究，在中國現(xiàn)代學術(shù)史上具有開先河的功績。我有時猜想，這或許是受到朱自清、聞一多二位先生的直接點撥，因為那時他正在二位先生身邊，被清華大學中文系聘為助教。
　　至于此書的學術(shù)價值，不是我這古典文學研究的門外漢所能置喙的，令我深受感動的是前輩的治學精神。書中附錄的《賈島年譜》，連同附寫的五篇相關(guān)文章，其實是本書的重要組成部分，總共不過十萬字，而嘉言先生從1936年春開題，到1941年部分發(fā)表，再到1947年付梓成書，整整用了十年時間，用先生自己的話說是：“四易稿成，五經(jīng)寒暑，三移厥居”，況且其間正逢抗戰(zhàn)時期，長年漂泊流轉(zhuǎn)，做一位學人那需要多么強大的“定力”！校注賈島的《長江集》，繼《年譜》之后，又持續(xù)了將近十六年，而且先生臨終也未能看到此書出版，這樣的治學決不是如今的所謂學者專家所能望其項背的。在急功近利的今天，我們每個人都應(yīng)對照前輩學者反省自己，看看自己身上還有多少優(yōu)良學統(tǒng)的血脈！
　　“身死聲名在，多應(yīng)萬古傳”，本是賈島哭孟郊的詩句。前輩學者身死名在，我也常以曾經(jīng)沾及先賢甘露而竊竊自喜。記得在課堂上曾向我的學生炫耀：你們知道自己與胡適、朱自清、聞一多的距離有多遠？不遠，中間就隔了兩個人，一個是我，再就是我的兩位老師任訪秋先生與李嘉言先生，他們都是胡、朱、聞等前輩大師的嫡傳弟子。然而捫心自問，我又承繼了自己老師的幾多學脈？
　　“落日孤舟去，青山萬里看。”每觀今日之學術(shù)界，常有“落日孤舟”之嘆，好在青山依在，那就是前輩學者的文字與精神，將指引我們在學術(shù)的層峰疊巒間持續(xù)地尋覓與探求。庚寅五月于姑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