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只做一件事——教育□李冬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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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校長張伯苓:
一生只做一件事——教育□李冬君



創(chuàng)辦南開大學時的張伯苓


   1904年,張伯苓為籌建中學致嚴修函


   1919年,嚴修(后排左六)、張伯苓(后排左三)等為創(chuàng)辦南開大學到南京籌款時合影


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南開大學校園


   1939年,張伯苓(前排左六)與西南聯(lián)大部分師生合影


   1945年,張伯苓(左四)與梅貽琦(左二)、張彭春(左三)、何廉(右三)等人合影


張伯苓逝世后,《天津日報》刊登其遺囑


南開大學校園內(nèi)的張伯苓銅像


編者按:1951年2月23日,近代著名教育家、南開系列學校創(chuàng)辦人張伯苓先生病逝,享年75歲。老校長臨終前念念不忘的,仍是他傾注了畢生精力的教育事業(yè),他在遺囑中說:“一八九七年,余憤于帝國主義之侵略,因嚴范孫先生之啟發(fā),從事教育,五十年來,矢志不移……凡我友好同學,尤宜竭盡所能,合群團結(jié),為公為國,擁護人民政府,以建設富強康樂之新中國。無限光明遠景,余將含笑待之。友好同學,必共努力。”值張伯苓先生逝世60周年,在此清明時節(jié)到來之際,我們追懷先生之風范,倍覺南開道路之不凡,更祝南開精神永傳千秋、永遠年青。
  
張伯苓先生,一生只做一件事,那就是教育。
  他很幸運,遇到了嚴范孫,他們的相知成了歷史的機緣,“大校長”便應運而生。
  1946年,張去美國治病,適逢70壽辰,為表達崇敬之情,在美諸多南開校友,還有他的朋友們,紛紛撰文為他祝壽。司徒雷登說道:“自從我第一次認識他,他的生命就成了我的啟示。”他的生命,究竟給人以什么啟示?那就讓我們來聽聽他的自白:“我一生努力所得的一點成就,完全由于一件簡單的事實,就是我對教育具有信心和興趣?!?br>  歷史從來不注意小人物?!肮嚿蠒保Z動全國,康、梁叱咤風云,其時,有一名非正式的海軍士兵,在北洋水師軍艦上實習,他就是張伯苓。
  當康、梁發(fā)動舉子,大鬧京師時,有關中國戰(zhàn)敗的消息,他們是從邸報上讀來的。而張伯苓,不僅親歷了黃海之戰(zhàn),還參加了威海衛(wèi)之戰(zhàn),甲午戰(zhàn)爭那年,他19歲。
  兩年后,威海衛(wèi)“國幟三易”,他身臨其境。
  易旗,是主權轉(zhuǎn)交儀式。首先,日本兵列隊,降下日本國旗,升大清國旗;然后,清兵列隊,降下大清國旗;最后,英國士兵列隊,升英國國旗。
  在劉公島上,他目睹英兵身體魁偉,穿戴莊嚴,而清兵則穿著“勇”字號破軍衣,“面色憔悴,兩肩高聳”。他深感羞恥和痛心,從此立志要改造中國人。
  他說:“我以為改造國民的方法,就是辦教育?!?br>  張伯苓覺悟了,大清帝國已不再需要他了。不久,他就離開軍隊,被打發(fā)回家。
  回家了,怎么辦?這位退伍士兵,似乎是一籌莫展。這時候,他遇到了嚴范孫先生。
  很多年以后,張伯苓還在慶幸:真萬幸遇到嚴先生……嚴先生可以說是今之圣人。
  在近代史上,嚴范孫是很有地位的。1894年,他任貴州學政,康、梁變法前,他上書朝廷,奏請開經(jīng)濟特科,奏準。此事,后來被梁啟超稱為“變法之原點”。
  可他的舉動,與恩師徐桐發(fā)生沖突。于是,他辭官歸鄉(xiāng),專心辦新式學校。
  一個退伍,一個辭官,兩個血性男兒,一見相知,一拍即合,共襄教育救國。
  嚴范孫,進士出身,清末翰林,比張伯苓年長16歲,堪稱張的前輩。兩人同心協(xié)力,從嚴氏家塾起步,衍生出了一個響亮的南開家族。
  1904年,嚴、張二人,前往日本考察教育,歷時兩月余,8月回國,籌辦中學。
  嚴將自家住宅后院,劃出偏院一所,略為改造,用作校舍。10月17日,“私立中學堂”正式開學。這一年,張年方28,意氣風發(fā),開始了他的校長生涯。
  第二年,嚴宅小院,已容納不下。不久,有一位邑紳,捐了一片荒地,荒地泛著鹽堿,津沽人稱鹽堿灘地為“開洼”,此地位于城西南,故稱之為“南開”。
  南開學校建設,主要由私人投資,1906年7月1日正式開工。最初捐款人有,王益孫捐銀1萬兩,嚴范孫捐銀5千兩,東三省總督徐世昌捐銀1千兩,直隸提學使盧木齋撥款1萬兩。后來,袁世凱又捐銀1萬兩,建學校禮堂,用其字,命名為“慰亭禮堂”。
  軍閥慷慨捐贈,可學生卻不以為然,他們高呼:“不要軍閥的臭錢”。張?zhí)谷灰恍Γf:美好的鮮花,不妨由糞水來培育。這比喻有失公道,但又無可奈何,他獨自承擔來自政治情感的壓力,以“挑工”自喻,擔起更多的“糞水”,去澆灌“美好的鮮花”。
  在他的辛勤培育下,南開茁壯成長,越長越大,人們稱他為大校長。大校長到底有多大?他沒有回答,不過,我們稍微盤點一下他的思想,就不難發(fā)現(xiàn),其大有三:
  其一,“土貨化”的大思路。
  南開大學,建于1919年,建校之前,嚴、張二人游歷歐美,南開模式全盤西化,欲以“純?nèi)灰粚W術競爭于世界”,遂引來哈佛、劍橋等諸多游學之士投效南開,一時風云際會,贊揚之聲,不絕于耳。然而,時間一長,全盤西化的弊端,漸漸暴露出來。
  《南大周刊》上,發(fā)了一篇奇文,名曰“輪回教育”?!拜喕亍本褪寝D(zhuǎn)圈子,作者指出,有兩個等級不同的圈子,一是國內(nèi)升學圈子,從中學到大學,又從大學再轉(zhuǎn)回去教中學;另一為出國留學圈子,先到美國去,在美國混上幾年,然后再從美國轉(zhuǎn)回來,回國教大學,滿口ABCD,言必稱美國,于是,作者進一步問道:“這樣轉(zhuǎn)來轉(zhuǎn)去,老是循著這兩個圈子轉(zhuǎn),有什么意思呢?學問嗎?什么叫做學問!救國嗎?就是這樣,便算救國嗎!”
  此文一出,立即引爆南開,所有留美教員集體抗議,張伯苓召集學生討論,學生宣稱,系全體意見。許多教員遂憤然辭職,師生之間,充滿了對立情緒,幾經(jīng)調(diào)停,各作讓步,學生方面作了檢討,而教師方面則力行改革,改革的宗旨,便是“土貨化”。
  后來,他在《南開大學發(fā)展方案》中,正式提出“土貨化”的辦學思想,“以中國歷史、中國社會為學術背景,以解決中國問題為教育目標”,采取了積極的改革方案:除英語課外,其他所有的課程均改為用國語講授;成立社會視察委員會,制定學生社會視察目標;自編適合國情的大部分教材,倡導學術研究關注中國社會的具體問題。
  從師法日本,到仿效歐美,再到“土貨化”,此舉一出,連蔡元培也嘆服。此前,談到張伯苓,他曾兩肩一聳,做不置可否狀:他么?辦中學還可以,辦大學么……
其二,民主化的“大股東”。
  旅美期間,遍覽美國私立學校,都用商業(yè)民主制——股東制管理方式,他馬上聯(lián)想到南開,南開性質(zhì),純?yōu)樗搅ⅲ恕叭嗣袼⒅畬W?!?。對于“人民”,他有自己的理解,不是從政治文化上來理解,而是從具體的股東權益上來理解。他認為,凡是投資給學校的個人或社會團體,都是該校的股東,對于該校來說,獲得股東權益者,才具有“人民”的資格。
  他說:“徐菊人先生雖為總統(tǒng),終為本校舊校董,亦系人民一資格。”
  要想成為“人民”,首先必須盡義務,要盡義務,須有一定的經(jīng)濟能力,能投資于某項事業(yè),從而獲得在事業(yè)中的各項權利,投資者不論投資額多寡,都可獲得股東資格。他認為,納稅人是政府的股東,學生是南開的股東,各位捐款者就更是南開的“東家”了。
  他說:“諸位均知南開為私立學校,有先生,有東家,當日由嚴先生一人當東家,已有如此進步。若諸位者今日均為東家,則前途亦覺光大,所以敝校對于諸君有無限歡迎?!?br>  他希望,南開的“東家”,越多越好。他以民為本,民就是他的“東家”。
  那時,眾多私立學校紛紛落馬,惟南開為“不倒翁”?!安坏刮獭钡膴W妙,就在于“私立非私有”。多數(shù)私立學校,都過不了私有這一關,惟獨他能高舉“私立民有”的旗幟。
  他說:“私立學校不是私有學?!保阉搅⒛祥_,辦成了人民的學校。
  其三,實業(yè)化的“大工廠”。
  把學校看作“工廠”,引入產(chǎn)業(yè)機制,使學校不僅在政治上獨立,而且要在經(jīng)濟上獨立;不僅獨立于政府,而且要獨立于社會,這便是張伯苓的教育產(chǎn)業(yè)化路線。
  他兩游歐美,得出一個結(jié)論:“外國學校如大工廠,學生如工廠之出品,彼學校視社會之需要而定教育之方針?!睘檎f明他的“學校工廠”觀,他反復地用著一個不太“人道”的比喻,用標準的天津話,稱學生為“貨”。談起他的“貨”,他非常自豪,對于“貨”的質(zhì)量,他充滿信心:“我們的貨跟別的貨一樣,論學術、技術都差不多,論負責,則勝過別人;能如此,工廠造人才,在社會上有用,前途就很大了。”對于市場,他很有信心:“塘沽永利、久大已經(jīng)承認我們的貨了,印象就很好,我們創(chuàng)出的牌子去叫人能用?!?br>  同時,他認為“大工廠”的產(chǎn)品市場,不能限于天津一隅之地,應該向全國發(fā)展,要“貨”賣天下。他說:“我們南開工廠造人才,本地銷路少,別處多銷也好”,要“充實我們的工廠,造就學生到各處去”。要賣“貨”,就要經(jīng)商,他效法哈佛商學院,成立南開大學商學院,并以“聯(lián)絡校外商界人士,促進商業(yè)前途發(fā)展”為宗旨成立南開商學會。
  他不僅把學校當作“大工廠”,還真的在學校里辦起了工廠,除為學生工讀所用的校辦工廠外,應用化學研究所下設的化工廠在天津以及整個華北都很有名,他們開發(fā)的金屬磨光皂、油墨、漿紗粉、復寫紙、辣醬油等輕工業(yè)產(chǎn)品,供應華北乃至全國市場。
  中國近代教育史上有兩個代表人物,一是當過北大校長的蔡元培,他主張思想自由,以學術立校,開了一代風氣;另一個就是張伯苓,他主張教育產(chǎn)業(yè)化,以實業(yè)辦學,為私立南開學校建立了經(jīng)濟基礎。蔡元培一生豐富多彩,張伯苓卻很簡單,他一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教育。在辦教育這一點上,像他那樣純粹的人,可謂絕無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