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唐君毅先生的妹妹唐至中先生，教我大一國文。至中先生的國文課講得很精彩。我還記得她給我們講的《禮記·樂記》一課，將禮樂關系講得很透徹，讓我終身難忘。她講的《史記·淮陰侯列傳》也讓我銘記至今。至中先生將韓信的性格與得失成敗分析得絲絲入扣，栩栩如生，我們聽得也是津津有味。她對學生非常親切和藹，到他們家去問問題，就如向自己的家長問問題一樣無所顧慮。問了問題適逢用飯時間，他們就留用飯；飯后有時他們會去湖山之間一些勝地散步，也帶著我們同行。一邊走，一邊談，從哲學到文學無所不及。許多難懂的哲學問題，就是在飯桌上、散步間慢慢弄懂的。
　　君毅先生很愛講黑格爾辯證法，我為其精深所震動，但也時常不懂，至中先生往往在這時候幫忙。她知道我還懂得一些老莊，就常引老莊給我解說，使我感到了中外思想之間還有一條通道。直到現(xiàn)在，我見到黑格爾的書，只要有時間，看不懂也愿意硬著頭皮看下去，多年來一直如此。君毅先生還有一句話使我難忘：要學哲學，不能用常識來思考，要用邏輯來思考。
　　關于君毅先生最深刻的記憶，還是他偉大的人格。除了令人在玄思之境中如沐春風外，君毅先生還具有把道德理性付諸實踐的大勇。當時有些同學家貧，君毅先生就請這些同學幫助抄稿，抄完之后，付給酬勞的時候，還特別鄭重地向這些同學道謝。君毅先生當時任教務長，記得大一時，有一次師生在禮堂里（臨時校舍）開學術講演會，君毅先生是主持人。外面下著大雨，突然聽到禮堂外面有房屋倒塌的聲音，大家認為禮堂也面臨倒塌的危險，現(xiàn)場頓時亂作一團。就在這時候，君毅先生不僅沒有從主席臺的旁門方便地離開現(xiàn)場，反而大步走到講臺前沿，大聲招呼大家不要擁擠，按順序走，混亂的局面平靜下來。在他的組織下，同學們都順利地走了出來，君毅先生是最后一個走出來的。雖然后來禮堂并沒有倒塌，倒塌的是禮堂后面的房屋，但當我從講臺前走過時，仰望著君毅先生，真切地感受到了什么是偉大的人格。
　　牟宗三先生教過我們邏輯學，講的基本是西方的古典邏輯，但也偶爾夾講一些因明學和墨家邏輯。這門課在開始聽時也很陌生，不過因其內在聯(lián)系清晰而緊密，我自己也有一些數(shù)學方面的推理訓練，認真聽下去就不覺得有困難。而且，我發(fā)現(xiàn)它和我很喜歡的幾何學是同一個路數(shù)，是一種西方人所習用而我們中國人不常用的思考方法。幾十年來，我不斷地讀西方哲學的書，也不斷地復習邏輯。用這種方法幫助自己克服在學西方哲學中遇到的許多困難，也逐漸提高了自己的思維能力。
　　馮振先生教過我文字學，他實際是教我們讀《說文解字》。先講《說文敘》，再講部首，然后再一個字一個字地往下講。馮先生讓我知道了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等清儒在文字訓詁研究上的豐碩成果。從前跟老師學古文時，就聽老師解字不時引用《說文》，也稍稍翻看過此書，覺得有趣，但不知入門途徑。
　　馮先生上課，時常辨二徐之誤，出入段、王而時有發(fā)揮。當時《說文解字》雖然沒有講完，但是由此我知道了，要在文字音韻之學上打好基礎，不能不多學段、王。幾十年來，我始終不敢忘記這門不能忘記的學問，基本上采取了“學而時習之”的方法，段、王就成了我隨時請教的老師。有趣的是，馮先生講課帶廣西口音，可是有些字的古音用他的口音讀正好；記得他講“見母”的見字，與現(xiàn)在普通話讀音不同，而恰好符合古音。馮先生啟發(fā)了我多年總愛從聽方言中印證古音的習慣。我不才，不能成為文字學專家，但也稍知用以讀好先秦、兩漢及清儒之書，實皆拜馮先生循循善誘之所賜。幾十年來，我和《說文》、《爾雅》等書結了不解之緣，如非在特殊情況下，讀古書遇到問題，不查閱這些書籍，心里就總過不去。
　　我還從束世澂先生學商周史。束先生精通商周文獻，鉆研甲骨經(jīng)文，自己還收藏有一些甲骨片。束先生還是一位有名的老中醫(yī)，非常博雅。記得我在他的指導下根據(jù)春秋三傳寫過一篇《春秋五霸論》，竟蒙先生嘉獎，至今記憶猶新。我對先秦史的影響也深深受益于束先生。
　　我還從朱東潤先生學習《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從李笠先生學習《中國文學述評》。
　　以上所談的幾位老師都是在我茅塞要開未開之際，適逢其會地給了我一生受用的影響。他們只教了我一至二年，可是我從他們那里得到的卻是對于這些學科的終生學習的濃烈愿望，我覺得這是最寶貴的。因此，特別說到了上述的幾位老師。同時要說明的是，我提到這幾位老師，并非說我能繼承他們的學術、夠做他們的入室弟子，而僅僅是因為他們在治學道路上給予了我終身的影響。
　　我很幸運，我在一個適逢其會的階段遇到了他們。我一想到他們，就會想起杜甫的詩句：“好雨知時節(jié)，當春乃發(fā)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碑敃r我的求知欲極為旺盛，就像一株剛要從泥土里向外冒出頭來的幼芽，恰好遇上了他們所施予的智慧的陽光雨露。如果早一點遇到他們，那么我對他們的施予會一切茫然無知，接受不了；如果晚一點遇到他們，那也許我習慣已成，他們的施予就改變不了我已成的積習，同樣歸于無效。因此，我覺得，在我?guī)资陙硭龅降暮芏鄮熼L中，對我以后治學路數(shù)影響最大的是以上幾位先生。
　　1949年江南大學史地系停辦，我們被要求或者轉系，或者去別的學校。我經(jīng)過考慮，選擇了重新報考南京大學歷史系，并順利進入了南京大學學習。 （整理/雪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