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院系調(diào)整，輔仁大學并入北京師范大學，我留校任教。那時候的校區(qū)是在和平門。這期間，有件事情令我記憶猶新，那是學校為了宣傳抗美援朝精神，組織了宣傳隊下鄉(xiāng)，去的就是現(xiàn)在的北師大校址。那時候還沒有新街口外大街，積水潭那邊的城墻有個大豁口，也就是現(xiàn)在的新街口豁口，我們從西直門過來，北面到處是莊稼地。鄉(xiāng)下很荒涼，只有寥寥幾家農(nóng)戶，宣傳隊由陳垣（字援庵）先生帶隊，扛著旗。先生平易近人，和同學們有說有笑的，給我印象特別深刻。
　　1955年，我們學校從和平門那邊搬到鐵獅子墳這邊。那時候這里都是莊稼地，只有少數(shù)幾棟建筑，我記得物理樓和數(shù)學樓還有四合院是來之前就建好的。1952年新的教學大綱已經(jīng)初步確立，教學內(nèi)容也相比以前有了變化。那時候講究將生產(chǎn)勞動列為學校的正式課程，我們帶著學生去旁邊的莊稼地勞動，還經(jīng)常見有野獸出沒。
　　由于我到輔仁大學上學較晚，那時候援庵先生已不再開“史源學實司”的課程了。我沒趕上這個機會，心里深為惋惜，就不斷打聽他指導學生研究《日知錄》的情況，把那種查核史料的方法暗記在心。畢業(yè)以后留校，被分配在世界史教研室工作，但總不時翻閱《日知錄》，得便就按照先生的方法查一條。1954年，由于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寫了一篇關(guān)于顧炎武（號亭林）的文章，曾油印若干份在系內(nèi)討論。第二年，我到東北師大去進修世界古代史，就把修改這篇文章的事情給忘了。
　　1956年1月，在長春收到劉乃和先生寄來的信，其中傳達了先生對我的教誨。原文是：“你作的顧亭林論文，陳校長看見了。很高興，很是夸獎你。但中間引用了《日知錄》卷十八‘心學’條有‘愚按心不待傳也’一段，此段連前文，共五百九十多字，至‘故僭書其所見如此’，都是《日知錄》引《黃氏日抄》卷五之文。中間為黃汝成《集釋》隔斷，遂易誤為亭林之文（黃汝成就是如此誤會）。不知此“愚按”的‘愚’字，實是黃東發(fā)自稱，非亭林也。囑轉(zhuǎn)告你，改正為幸。他又說，這就是古書不好讀的一個例子。因古文引文不加引號，故有此弊?！?br>　　讀了這一封信，我內(nèi)心深受感動。首先是對于先生的由衷感激。當時先生年事已高，忙于學術(shù)研究與校務，日不暇給，乃肯以極寶貴之時間一讀后生晚輩之習作，熱心予以鼓勵，并嚴肅指出其中之錯誤，這種誨人不倦的高尚精神，實在令人難忘。再則是對于先生的由衷敬佩。我把黃震的“愚按”當做是顧亭林引《黃氏日抄》文后的按語，這一引證錯誤，只要不核《黃氏日抄》原書，可以說是很容易犯的。黃汝成作《日知錄集釋》，參考了顧氏以下，道光以前學者研究《日知錄》中研究過的問題的著述，數(shù)近百家，可謂研究《日知錄》的權(quán)威，猶未能免此失誤?？墒窍壬钣邳S汝成百年之后，竟然隨手而正黃氏之失至如此精細的地步，其治學之精，記誦之博，怎能不使人五體投地！
　　這一封信，不僅使我深受感動，而且也使我深受教育，獲益頗多。首先，我反省了我自己為什么會引文失誤，最初歸咎為自己年紀輕，學問少。繼而又想，黃汝成為什么也有此失誤。黃氏作《日知錄集釋》時年紀雖不算大（三十多歲，比我那時大十歲），而學問不少。所以黃氏失誤，不在于學問不足，而在于疏忽。想到這里我就知道自己的錯誤在于學問少又加疏忽。最后一想，陳老為什么不會有此失誤？除了他學問大之外，還有更重要的一條，就是他在引文時絕不輕信轉(zhuǎn)手的介紹。他有一句名言：“人實誑汝”。這一條使他在引用史料時能立于不敗之地。從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忘了先生的那句名言，在作文引用材料時，首先比求依據(jù)原文。在原文實在不可得而不得不引用時，則說明引文的出處。這不僅為了慎重，也是不致誑人。這樣使我減少了錯誤，養(yǎng)成了比較踏實的習慣。
　　我曾想自己為什么沒有查閱《黃氏日抄》。我從《書目答問》中早就知道這部書，也在資料室書架上見過此書，可就是“看書看皮”，不曾打開一閱。反復尋思，原來是不知道此書有多大用處，所以才輕忽了。知道引文錯誤以后，我趕快找到《黃氏日抄》，首先復核了引文，證實先生所言準確到連字數(shù)都不差，進而看了四庫全書館臣所作此書提要，然后泛覽此書大體內(nèi)容，再選自己對其內(nèi)容比較熟悉并有興趣的地方細心地看看。這樣，我對此書就有了一個大體的了解，從而也就發(fā)現(xiàn)，對于研究顧亭林而言，《黃氏日抄》是一部不可不看的書，顧氏對于宋明理學，拒陸王而近程朱；黃震繼武朱熹而有所損益，在一定程度上為亭林思想之前導。于是我意識到，自己寫關(guān)于顧亭林的文章，而尚未注意到此書，顯然仍然在研究的較淺階段。自從意識到這一點以后的幾十年來，我一直堅持學習先生的辦法，每見書中的引文，必追蹤其原文。這樣追蹤的結(jié)果，不僅是一般地擴大了自己對文獻的眼界，而且也是有層次逐步深入地擴大了自己的學術(shù)眼界。
　　世界上沒有生而知之的人，援庵先生亦是。他之所以能達到學術(shù)的高深層次，那顯然就是他在學術(shù)上不斷追蹤或攀升的結(jié)果。據(jù)聞先生常教人說，探究史源，可以漸知考據(jù)方法與治學門徑。就我的切身體會來看，這個意思是一點也不錯的。我之所以能比較細心地做一些考證的文章，這也是受到了先生的直接與間接教導，比較肯在史料上追本溯源的結(jié)果。當然我的水平不高，那是學先生學得不好、不夠的問題。而我的點滴進步，卻與先生的方法有關(guān)。 （整理/雪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