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剛工作時，被分配到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安排的專業(yè)是世界古代、中世紀史。當時自己很想進中國古代史專業(yè)，但既然是工作的需要，當然也就服從了。
　　做世界史，要求外文好。我當時只是會一點英文，能看一般的英文歷史書籍，但是閱讀速度與理解深度都很不夠。好在我對外文不僅無反感，而且有興趣（早年不愿意學日文是另一回事）。既然要我搞世界史，那就橫下一條心學唄。正在加緊提高英文水平時，又遇到了必須學而且要迅速學會俄文的要求。英文還未及加深，又來了俄文，搞不好就會“雞飛蛋打兩頭空”。怎么辦？于是我又參加了突擊式的俄文速成班，班上老師要求學過一種外文的人盡可能聯(lián)系已學的語言來學俄文。這給了我一個大啟發(fā)———聯(lián)系英文學俄文。
　　我的辦法是，準備一本英文版《共產(chǎn)黨宣言》和一本俄文版《共產(chǎn)黨宣言》，兩個本子一字一句地對照看，每一句都用在中學學英文時的圖解法（diagram）來做文法分析，用不同顏色的鉛筆輕輕地劃在書上。每天不求多，但必堅持。經(jīng)過一段時間，這本書讀完了，自己覺得效果還不錯。
　　又用同樣的方法讀《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到這本書讀完，不僅沒有了“雞飛蛋打”的顧慮，而且感到這樣做能夠使英文與俄文的學習互相促進；特別是在對讀過程中發(fā)現(xiàn)了印歐語言詞匯、語法中的一些有趣的異同，很開眼界。以后，我學德文，到自學階段時還是用這個方法，用德文原本對照英文和俄文譯本，每句都表解分析地讀。由于德文和英文關(guān)系更近，在比較對讀中可以迅速發(fā)現(xiàn)二者在詞匯和語法方面的異同，大大加快了德文的把握進度，而且對三種文字的學習也大有互相促進的作用。同時，收獲還不僅于此，這樣做也使我更自覺地在學習中注意比較方法的運用，促進了我的比較意識。
　　隨著比較意識的提高，我也把學中國古漢語文字學的方法運用到學外文上來。對漢字，我有追尋其小篆字形和古音的習慣；推廣到學外文上，就是隨時追尋外文字的字源。這種方法短時間看不到效果，成年累月積累下來，就很可觀。它既有利于加深、加固對某一種文字的理解和把握，又有利于學習多種（同一語系）的文字。還有一個原先沒有想到的效果，就是因為理解得深，所以記得快、準、牢，從而大大提高效率。原先以為這樣的笨方法會費時間、低效率，而結(jié)果恰恰相反，尤其從長時期的角度看，更是如此。正是因為這樣，盡管我曾費了大量的時間學外文，但是學外文并沒有妨礙我對中國學問的學習。
　　我注定要做世界古代史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了，就決心好好干。當時中國古史分期問題討論正熱，有些先生涉及了與斯巴達的黑勞士（Helot）制度的比較。我想，要研究希臘社會經(jīng)濟問題，斯巴達和雅典總是不可缺的。于是就開始準備做黑勞士制度的問題。這時東北師大來了一位教世界古代史的蘇聯(lián)專家，要開青年教師進修班。我考上了那個班，從1955年深秋到1957年夏，在那里學了兩年世界古代史。這兩年里，除專家講的本專業(yè)課外，還有俄文及理論課，其余時間就是做論文。我就選定了《論黑勞士制度》為題，結(jié)果寫出一篇八萬多字的論文，其中涉及了與中國史對比的問題。論文在一個規(guī)模不小的答辯會上答辯通過，并得到了當時認為的最好的評價。進修班畢業(yè)，可是沒有頒發(fā)任何學位；全班同學也都沒有獲得學位，當時沒有這個規(guī)矩。一位老先生把此文推薦給了一家出版社，他們看了稿子，答應(yīng)出版，但是提了一些修改意見。多數(shù)文字加工意見我都能接受，就是有一條我不贊成一位蘇聯(lián)大學者的意見的地方，他們要我必須改；我想我的蘇聯(lián)專家老師都沒有要我改，寧可不出也不改。這樣就沒有再把稿子寄回給他們。我算做對了一件事：沒有把不成熟的東西隨便發(fā)出去。
　　做《論黑勞士制度》論文時，我一直有兩塊心病。一塊心病是只能看洛埃布叢書的英譯文的這半邊，而不能看其希臘原文的那半邊。用史料不能從原文入手，怎能算真正的研究呢？另一塊心病是，眼看著要做比較研究，可是自己在中國古史方面的文獻功力仍然顯得不夠。
　　由于想治這兩塊心病，首先打算自學古希臘文。找了一本用英文寫的希臘文文法書，自己就試著往下學；因為沒有老師可以請教，經(jīng)過一段時間積累下來的問題無法解決，最后只好放棄。學不了古文字，就轉(zhuǎn)而自學德文。我買了一本北大德語教研室編的《大學德語課本》（第一冊），自學起來。畢竟現(xiàn)代語言比古語文容易多了，這次自學為以后幾年從師學習德文打下了一個初步但扎實的基礎(chǔ)。
　　古希臘文學不會，就更覺得自己不能放松在中國古文字方面的努力，因為這是我在可望的將來（現(xiàn)在應(yīng)該說終身）能夠直接用來研讀原始古文獻的唯一的語文了。自從工作以后，盡管具體做的是世界史教學與研究，但我從未間斷在中國文獻方面的業(yè)余學習。最有保障的是一天工作下來的晚飯前或后，到住處附近的舊書店去逛一個小時左右，除一般尋找有無可購的中外文書籍外，每次的重點都在搜尋清人的小學、經(jīng)學和目錄學方面的著作。有些書很貴，買不起，就每次看一些，總要看到有一個大體了解才罷手。對清代著名學者年譜，每見一部，都要瀏覽一遍。這樣就逐漸積累了一些最基本的清人小學、經(jīng)學著作。
　　我買書的原則是，在買得起的里面挑版本印刷最好的，但也沒有名貴好書。我常對人說，自己買書幾乎像舊社會挑女婿一樣，左看右挑，經(jīng)過許多回才很吝嗇地買一本。其實不是吝嗇，這樣買來的書，未到家，你對它的大體內(nèi)容、功能特點都已經(jīng)有了一個比較清楚的了解，以后用起來效率高，有時一本能頂好幾本用。這一點可憐的體會，也許是有錢大手大腳買書的人無法感受的。直到“文革”開始前，我這一逛舊書店的習慣一直堅持十幾年不斷。“文革”后，由于工作需要，我又同時兼做中國古史教學與研究，之所以不覺突然，實在與此有關(guān)。（整理/雪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