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河大六十年———寫在河南大學校慶一百周年之際
蘇老蘇金傘今年一月九日,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第一場講座,邀我演講,講陶淵明。散場后,順便參觀館內(nèi)的新中國文學60年展覽,由館內(nèi)三位志愿者熱情陪伴。一塊塊精心設計的展板上,作家、詩人、評論家直如星河燦爛,我想起蘇老蘇金傘。問三位志愿者,竟都不知有這位詩人。最終在一塊標示“鄉(xiāng)土文學”的版面上,尋到了關于蘇金傘的肖像,那張在我記憶中時時浮現(xiàn)的豫東老農(nóng)般的面孔。
蘇老去世不過20年,就已經(jīng)在中國當下的文學界淡出,我不禁感到一片蒼涼。不過,即使中華民族的首席詩人陶淵明,在這文字一再被邊緣化的時代,不也已經(jīng)淡之又淡了嗎?何況蘇金傘,更何況“河南的”蘇金傘!
然而,蘇金傘無疑是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中一位分量凝重、獨樹一幟的詩人,一位真正的詩人,一位純粹的詩人,一位為詩歌而生、用生命寫詩的詩人。這并非我這個后生晚輩的妄評,而是與他同時代的許多詩人一致的評價。
還是在蘇金傘活著的時候,詩人牛漢說他想起蘇金傘,就忍不住老淚縱橫。他說蘇金傘的人和詩歌的最大特色是自然和清白,他與大地和農(nóng)民是不可分的血親。這種氣質(zhì)與詩歌的高度統(tǒng)一,在中國詩人中是罕見的。他質(zhì)樸的情趣如艾青,他的誠摯與高潔亦如法國偉大的作家紀德。
詩人兼詩評家謝冕在讀了他的《埋葬了的愛情》一詩后,贊譽為“古今第一等文字”,“率性而發(fā)”,“發(fā)自童心”,“渾樸天成之中凝聚了詩人畢生的藝術經(jīng)驗”。
詩人周良沛說,他在臺灣時,親眼看到許多詩名很大的詩人,至今很珍貴地保存著年輕時蘇金傘詩歌的手抄本??梢宰糇C的是,八十年代后期海峽兩岸剛剛開放時,臺灣詩人痖弦回大陸省親,蘇金傘到機場迎接,由于兩人從未謀面,“接頭”時的“信物”,就是痖弦隨身攜帶的蘇金傘早年的一本詩集《窗外》,那還是當年痖弦隨國軍敗退臺灣倉惶之際買下的。
蘇老蘇金傘出生于1906年,整整比我年長40歲。不久前我在網(wǎng)上查閱關于河南文壇的資料,偶然發(fā)現(xiàn)一位作家回憶蘇老的文章,其中提到蘇老說過,在河南文壇他是把懷讓、廣舉(孫蓀)以及我當兒子看的??吹竭@里,我忍不住淚流滿面。蘇老沒有兒子,只有五位女兒,對于河南文壇上當年的幾位“新秀”,他總是流露出慈父般的親情。而我當時卻忙著自己的事,很少到老人那里去,如今后悔已晚矣。
蘇金傘自上世紀20年代發(fā)表詩作,30年代已在文壇負有盛名。我與老人的接觸只能是80年代以后了,具體說來是蘇老發(fā)表在1980年的一首詩:《尋找》,尋找的是他在古城開封流逝的歲月,這一下子就引起我的強烈共鳴。蘇老與我都算是豫東人。我出生在開封,老人出生在睢縣,但他已經(jīng)把開封看做他的故鄉(xiāng)。他有一篇題為《開封是我的故鄉(xiāng)》的散文,文章開頭就說:“開封也是我的故鄉(xiāng)。我住在開封,比住在家鄉(xiāng)的時間長,我熟悉開封,就像熟悉我的村莊一樣,我懷念開封,就像懷念我的家鄉(xiāng)一樣?!蔽恼轮袑懙降蔫F塔、繁塔、龍亭湖、相國寺、柳園口、朱仙鎮(zhèn)也都是我魂牽夢繞的地方。在另一篇題為《何時重回開封》的文章中,他更深情地寫道:“一提起開封,我就沉浸在往事的溶液之中,難以自拔。說不出是什么滋味,苦辣酸甜都有,但已融合在一起,加以蒸發(fā)升華,只剩下甜蜜?!薄伴_封,我太熟悉了,我閉著眼睛也能知道走到那條街上了,連開封的大風沙也覺得是美好的?!崩先送砟赀€有一個愿望,盼著能“告老還鄉(xiāng),定居開封”,終究未能如愿。
對于開封,我與蘇老更多了一份因緣,是因為他曾在開封一高教過書,作家?guī)熗釉撬踢^的學生。我到一高讀書,已是蘇老離開那里30年后的事了。但更深一層的,卻是由于河南大學。蘇老教書時間最長的,是在河南大學。第一次,從1939年到1943年;第二次,從1945年到1948年,前后約十年。他說,兩次在河南大學教書時期,是他詩歌創(chuàng)作的最旺盛時期,詩藝也漸漸走向精湛,先后出版詩集《地層下》、《窗外》,并結(jié)識了牛漢、蕭乾、艾青、曹禺、臧克家、姚雪垠等詩人作家。蘇老在回憶文章中還曾寫道,抗戰(zhàn)勝利后,他第二次回到河大教書。當時,開封作為河南省的省會,也正是文人薈萃,文壇興旺的時期。他在河大創(chuàng)辦了文學刊物《春潮》,河南大學中文系的教授于賡虞、萬曼以及劉溶池都曾參與這些文學活動。于賡虞先生因長期受極“左”政治路線的折磨,不幸于1963年早逝。萬曼先生,我曾有幸聽他講詩歌理論,至于劉溶池先生,我不但聽過他的課,而且在1965年的“社教”運動中,還和他一塊生活一段時間,在此后的文章中我還會寫到他。而這時,也許正是蘇金傘在他河大的寓舍中構(gòu)思他的詩作《臺階上》的時候,我在與河南大學隔水相望的那條小街上才剛剛出生。待到1963年我考上河南大學,十號樓后邊的操場上,也許還留有當年作為體育教師的蘇金傘留下的身影,不過這時他已歷經(jīng)“右派”、“摘帽右派”,以待罪之身蟄伏在鄭州省文聯(lián)的大院里了。直到新時期到來,我與這位河南大學的前輩師長、卓有成就的前輩詩人才有緣結(jié)識。
我自認為我也算是一個崇尚詩歌的人,對詩人從來不乏敬意,但自己卻缺乏詩思,更缺少詩藝、詩技,所以一生中幾乎從不寫詩。80年代中期,《詩刊》的吳家瑾老師約我寫一篇關于詩歌的評論,我努著勁兒寫了一篇《詩與人俱在》的隨筆,很快就在1986年的《詩刊》第二期發(fā)表。這篇頗有些不倫不類的東西,竟受到蘇老的關注,他在隨后寫給我的信中說:“你這篇文章我看了三遍……初看一遍,覺得有些摸不清脈絡,但看過數(shù)遍之后,你的論點是很清楚的?!崩先嗽谛胖锌湮业奈恼聦懙煤茫f我“用詩的語言,詩的意境寫論詩的文章,富有暗示性,耐人尋味”。同時也指出我的文章的不足,指出真正的好詩不僅僅是有“形式”,有“意味”,還有高于此的“風骨”與“神髓”,有“骨”才能有“風”,有“髓”才能有“神”,那也是他自己一生的創(chuàng)作體會。信的最后,老人說:“有時間我想跟你一塊探討這些問題。”我收信后即刻給老人寫了回信,大約也就是從這封信后,我與蘇老有了更直接的接觸。這一年,蘇老80歲,我40歲。(未完待續(x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