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源自何時，有何發(fā)展歷史，存在有何意義？我們該如何對待它、如何發(fā)展它？現如今，考試已經被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進行研究，它既是社會持續(xù)發(fā)展的客觀需要，又是考試自身科學化、現代化發(fā)展進程的必然要求，也是現代科學發(fā)展高度綜合而又不斷分化的結果。
　　《考試是一門科學》是廖平勝2003年回首他創(chuàng)立“考試學”20年來的歷程時整理的一部關于考試研究的書籍，書中所集文章是他研究考試學的一部分文章，內容涵及考試的歷史與發(fā)展、考試制度及其改革、施考、備考與應考、考試質量分析評價等內容，充分展示了他對考試學及我國目前考試現狀的分析和反思。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為什么沒有培養(yǎng)出真正的大師級人才？這不僅是他，也不僅是錢學森院士，更是我們千千萬萬中國人民應該深刻反省和思考的問題。
　　中國素有“考試創(chuàng)造者”、“考試故鄉(xiāng)”等美譽，考試制度經世之長久、考試規(guī)模之宏大、考試文化之豐厚，為其他國家難以望其項背，中華民族可堪稱考試始祖。“為政之道，首重在人，人存政舉，人亡政息，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之古訓早已強調人才興國的重要性，使得歷代統(tǒng)治者都很重視人才的考察和人才考察制度的完善，考試制度由此也與人才培養(yǎng)建立了一種特殊的關系，特別是隋唐科舉制的建立和完善，興起了后代重學、樂學之風，也為歷代國家建設、社會發(fā)展、文化傳承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從隋唐到明清，科舉制的考察范圍和實用意義整體發(fā)展呈狹窄———寬泛———狹窄的趨勢，而其社會經濟文化的發(fā)展效果也呈這種狀態(tài)。雖然說歷史是在不斷的進步之中，但科舉制發(fā)展到清代，日趨沒落，弊端也越來越多。清代統(tǒng)治者對科場舞弊的處分雖然特別嚴厲，但由于科舉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舉制終于滅亡，也為清朝的滅亡埋下了伏筆。
　　自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滿清王朝后，建國百廢待舉，考試用人制度的創(chuàng)建尤為緊迫，“立國之道在乎立本，立本之道在乎任賢，民國初立，人才缺乏，庸俗思進，勢不能免，推原改其良，由無法律以甄別之”，“從根本上解決此弊，莫如速行文官試驗”，“任官授職，必賴賢能；尚公去私，厥唯考試”。于是，他開始著手制定各種有利于當時的考試之法，改革教育制度，探索培養(yǎng)人才的途徑。民國幾十年里，在那種教育模式和考試方式之下，培養(yǎng)出了一大批救國救民的濟世良才，這些人為新中國的成立和發(fā)展立下汗馬功勞、卓越功勛，人才之眾，領域之廣，貢獻之大，昭然于世。
　　1977年高考終因我國社會發(fā)展需求的熱切呼喚而得以恢復，并隨著改革開放的步伐一路革新探索至今。恢復高考是我國社會發(fā)展的必然選擇，在實現中國的崛起中也功不可沒，在未來的發(fā)展中高考機制亦不可缺失。但作為我國應試教育的一面導向性旗幟，它也更需要進一步完善。我國目前的教育體制，受高考的影響已經到了牽一發(fā)而動全身的境地，小學初中教學就已經瞄著高考前進，而高中三年基本就是為高考而學習，加之各個高中學校的教學競爭基本上以高考水平為準線，更是增加了高考的分量。大學乃至以后，學生基本就是以高考定下來的路往下走，哪怕專業(yè)不對口，哪怕學校不如意，哪怕自己身在大學也不愿學習；或者既來之則安之，安心學習，努力進取，可是又有多少人會在自己不感興趣的領域里取得非凡的成績！當然也有選好專業(yè)的，進了想進的大學的，可因之前為高考而學習的思想的束縛，知識面、實踐能力、綜合素質等方面或多或少都會制約自己的學習與發(fā)展。高考要改善，就必須動其筋骨，離其體肉，進行一次較大的改頭換面的改革，或謂之浴火重生。
　　長桑君欲收扁鵲為徒，竟然出入旅館十余年去考察他；黃石老人欲賜張良《太公兵法》，數次扔鞋以考驗張良，使得“張良拜師”傳為千古佳話。而今，又有多少考試能如此等！人才培養(yǎng)必須要因材施教、以需求為導向、面向世界，特別是現如今面對全球一體化進程步伐的加快，我國面對新的機遇與挑戰(zhàn)，考試必須適應新社會經濟時代的發(fā)展需求，教育模式、教育制度也必須向這方面靠攏，而不僅僅是為應試服務。
　　經濟競爭的實質是人力資本的競爭，社會物質與精神發(fā)展的進程，最根本的是取決于人力資源的質量及其配置的合理和使用的成效，而其基礎又在于教育的健康持續(xù)發(fā)展和考試的科學化引導。作為一門新的科學，“考試”真得好好研究一下，使其真正地為中國的人才培養(yǎng)服務、為中國的社會發(fā)展建設服務。 （10中醫(yī)文科 范亞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