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林：
　　回到天津后，我與哥哥和父親、繼母一起生活。因為父親要經常在外面跑，多半時候，都是我們與繼母在家里。
　　繼母當家的日子，我和哥哥兩個人生活頗為艱難。那時候，家里只有繼母和她的女兒可以吃大米飯，我和哥哥兩個人吃棒子面，而且都是定量的，那時正是長身體的時候，我們倆經常覺得吃不飽肚子。饑餓的感覺是非常難受的，讓我至今記憶深刻。我們兄妹倆還有許多家務活要干，每天都如此，要是做不好，就要挨罰，罰跪、打罵都是常有的事情。我祖母遠在上海，也不清楚我們的遭遇。
　　因為過得太辛苦，我認為苦日子沒有盡頭，還被迫離家出走了一次。偷偷地去找了同在天津的姨媽，兵荒馬亂的時局，我都不清楚自己是怎么找到姨媽家的。姨媽看到我可憐的模樣，就去找了我的母親。母親輾轉看到我，很傷心。因為姨媽家里也很拮據，養(yǎng)我有困難，母親就把我暫時寄養(yǎng)在一個她的舊時女友阿姨家里。
　　母親資助我復學了，這也是我記憶中最開心的事情。我當時就讀于天津的教會學校圣約瑟女校二年級，也就是現(xiàn)在的天津市第十一中學。教會小學在文化課中最重視英文，每周六七節(jié)乃至十幾節(jié)都是英文課。數理等各科一律采用英文版本教材。只可惜沒有讀多久，我又被父親接回了家，沒能繼續(xù)在那里學下去。盡管只在教會小學待過很短一段時間，但是那里的課堂文化精神讓我記憶深刻。在那里練習的口語，包括作禮拜的禱告辭，直至現(xiàn)在依舊記得，每每和外國友人隨口說起，他們都驚訝于我這個老太太為什么能說出如此地道的英語。這是后話。
　　1945年8月，日本人投降了，抗日戰(zhàn)爭勝利了，我又重新回到父親家里，有機會繼續(xù)上學了。只是不能去圣約瑟女校上學，因為學費太昂貴了，家里不肯支付。我去了一家普通的平民小學讀書，一直讀到三年級。
　　我父親被一位舊相識介紹到北京工作，在公路部門擔任機料科科長。家也從天津搬到了北京。他與繼母離異了，在北京另娶了一房妻子。這個新的繼母比上一個要好點，她不能生育，指望著我哥哥贍養(yǎng)她，所以對我們還算比較客氣。
　　隨父親到了北京之后，我進入了東單三條的圣心學校讀書，那是個很有名的學校。在北京的日子，因為時局穩(wěn)定了些，父親工作也比較順利，我們家有一個獨門獨院的四合院，住在天安門長安街那邊的石碑胡同。家里有人力車夫，可以接送我們上下學。在圣心學校讀了三個多月之后，我又被轉學先到佑貞小學，后來到了藝文小學，也就是現(xiàn)在的北京二十八中校址。那是一所普通完全小學，我在那里讀了將近兩年，一直到五年級。
　　因為父親是知識分子，之前又一直在做演藝界的事情，家中藏書很多，尤其是小說、劇本之類的文藝類書籍。我兒時雖然上學是斷斷續(xù)續(xù)的，但卻一直在讀書，讀家里的藏書?！段饔斡洝?、《紅樓夢》等名著我在十歲之前都已經讀過了，盡管很多都不懂，但大體上有個印象。
　　現(xiàn)在回想起兒時的那段歲月，有一個念頭始終在我幼小的心靈中滋長，那就是———我要自立，我要快快長大。我始終認為，自己只要長大了，就有能力自己生活，就可以離開這個家庭，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紹武：
　　我和母親跟著八路軍129師一直在太行山腹地抗日。我那時候才7歲，還不懂事，印象中只記得每天都在跑，跟著部隊跑。母親是部隊里的文書，后來又在部隊的宣傳隊、物資隊、被服廠等好多個部門工作過。
　　1940年8月至12月，八路軍發(fā)動了著名的“百團大戰(zhàn)”。這次戰(zhàn)役將日本人在華北地區(qū)的鐵路、公路破壞得很嚴重，幾乎讓他們的機動部隊寸步難行。八路軍收復了很多縣城和交通樞紐。這場戰(zhàn)役是左權協(xié)助彭德懷全力投入作戰(zhàn)指揮的。連北平日軍的報紙也說，“此次華軍出動之情形，實有精密之組織”。日本人沒想到遇到如此頑強的抵抗，他們只知道進入華北的八路軍有三個師，沒想到現(xiàn)在竟然冒出一百個團，打了“百團大戰(zhàn)”，這讓他們既震驚又害怕。
　　此外，當時左權還興建了黃崖洞兵工廠，這個兵工廠就建立在我們遼縣和黎城的交界處，兵工廠一年產量足可裝備16個團。這無疑可以大大改善當時八路軍裝備匱乏的狀況。黃崖洞兵工廠的建立，很快就成了日軍的重點進攻目標。于是，他們決定要實施一次大規(guī)模的掃蕩報復行動。
　　1942年，日寇開始了大規(guī)模的夏季掃蕩，也就是歷史上著名的“五一大掃蕩”。在華北太行山周圍實行“三光”政策，他們見人就殺，見東西就搶，搶完再放一把火把屋子燒了，簡直是無惡不作。日本人想要把八路軍掐死在太行山。鬼子天天進山掃蕩，母親就帶著我在山里跑。我跑不動了，戰(zhàn)士們會背著我繼續(xù)跑。
　　5月27號，這一天讓我永生難忘。鬼子糾集大量兵力搜山，目標是兵工廠和被服廠。我母親當時在苗玉闖六分區(qū)被服廠工作。為了保護八路軍的后備力量不被敵人發(fā)現(xiàn)，部隊派了一個連的兵力與敵人周旋在老爺山附近的山林。
　　頭一天，我們就開始準備干糧———炒好了的玉米豆，需要在石碾子上碾軋成玉米粉。軋著軋著，就聽見不遠處響起了槍聲，我們趕緊把玉米粉裝進袋子里轉移到山上去。趕在鬼子進村前，我們都跑到山上了。那天夜里，我被母親藏在一個大石頭縫隙里面。母親一夜沒合眼，一直在轉移被服廠的物資。天明時分才回到我身邊，我當時看到母親的神色非常憂慮。當時她身上沒有任何武器，只有一把小刀子可以保護自己。天一亮，日本鬼子開始搜山了。我們就一直隱蔽在亂石之中，敵人也沒有發(fā)現(xiàn)我們。直到傍晚時分，大家覺得敵人似乎走了，才開始慢慢往山下撤，準備造飯吃。我和母親是比較晚才往山下走的，剛走沒多遠，就聽見槍響，鬼子又殺回來了。我們又馬上開始分散轉移，我和母親一塊兒跑，我能聽見敵人就在我們身后不遠處追趕。在敵人的緊追不舍下，我和母親跑到了一個山頭。前邊是懸崖，后邊是追兵，眼看他們就要追上來了。情急之下，母親只好用身子護著我，縱身跳下了懸崖。
　　當老鄉(xiāng)們發(fā)現(xiàn)我們娘倆的時候，母親只有微弱的一絲氣息，當時也沒有什么醫(yī)療條件，就這樣母親犧牲在了茶壺山下苗玉闖村的山溝里，我卻奇跡般地活了下來，成了烈士遺孤。這件事雖然過去很久了，但如今想起來我仍然特別難受，特別痛苦。我很少談這件事，一直覺得母親的犧牲，跟我年齡小跑不動有直接的關系，我是革命的累贅，給革命帶來了負擔。
　　如今，我仍常常懷念我的母親。母親犧牲五十多年后，經過反復尋問，我找到了她的遺骨，安葬在北京昌平，修了烈士墓。母親犧牲的地方是河北武安，那兒由當地政府修了一個烈士碑，上面刻有母親的名字。每年，我都會去陵園拜祭母親，告訴她，她的血沒有白流，我們黨的事業(yè)，我們的革命事業(yè)最終取得了勝利。 （采訪/整理雪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