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旗”與“朝陽”
　　我揣測，似乎沒有人專門考察過中國高等院校辦墻報（也叫壁報）、黑板報的歷史。在河南大學，也曾經有過這一校園文化的輝煌時期。在很長的時期里，要把手寫的字變成印刷的字，且不說鉛字印刷，即使在鋼板上刻出的蠟紙油印下來的字，對于作者來說，都是一件很奢侈的事。那時，發(fā)表作品最現(xiàn)實的渠道，就是墻報、黑板報。蘇金傘老人在他的回憶文章中說，當年他在河南大學教書時，盡管已經是教師，仍然樂于向壁報投稿。在如今網絡流行的時代，墻報、黑板報差不多成了出土文物，遺憾的是這又是些不易保存的“文物”，注定要在高校的文化記憶中煙消云逝了。
　　這里標題上寫下的“紅旗”與“朝陽”，就是當年定期出版的兩塊板報的名字。
　　“紅旗報”是由河南大學中文系學生會與團委主辦的大型黑板報，在全校享有崇高聲譽。無論是版面設計、文章品位，還是裝飾、繕寫的水平，首屈一指。盡管藝術系有著便利的美術人才，但每到全校板報評比大賽，“紅旗報”總是排名第一。
　　“紅旗報”辦在一塊超長、超寬的黑板上，要幾個人才能抬動，每月出版一次，遇到“五一”、“五四”、“七一”、“十一”之類的節(jié)慶，還要隆重推出專刊。遺憾的是“版權”無法保留，出新的一期，就一定毀掉前邊的一期。我不知道當時是否有有心人拍下過照片，如果沒有，那么“紅旗”就真的完全沉沒在時間的隧道中，永遠無法打撈了。
　　我介入《紅旗報》的編輯出版，大約是在1964年，我的職務是“美工”。當時的“美工大師”是高我兩屆的師兄馮鐵友，他個子高大，面孔黝黑，卻有一手畫刊頭的絕活。當時的《紅旗報》算得上豪華版，刊頭總是先畫在紙上，而且尺寸大，有時竟占滿一整張圖畫紙。馮大師用的畫法是“水粉”加“水彩”，有時還要配上剪紙工藝，鑲上銀線金邊，既美觀，又大氣。我的任務是為文章的標題制作“題頭”，也是先畫在紙上，再貼到黑板上，只能算是跟著馮師兄打下手。師兄既然是大師，脾氣也大，一個小小的題頭，往往返工數次仍不獲通過，但也由此磨練了我的畫工。除了畫工，對于黑板報的出版來說最重要的就是繕寫了。用毛筆蘸了白色廣告顏料（有時稍微摻上一點鈷藍或檸檬黃，顯出版面色彩的豐富），在光滑的黑板上寫字，本已不大容易，而且黑板又大又笨重，繕寫者要不時變換自己的身姿，站著，蹲著，仰著，俯著，比在紙上寫字困難多了，況且一塊板報上還不能只是一種字體，要體現(xiàn)出變化。艱難困苦，玉汝于成，一點不假，從《紅旗報》的繕寫隊伍中也真走出了的幾位書法家。一位是高我一屆的師兄劉海程，南陽人，當時就眼看著他“魏碑”和“隸書”的功夫在黑板上一天天長進。許多年后，他出版了自己的書法集，還是隸書與魏碑。大約仍舊是辦“紅旗報”打下的根基、練出的基本功，后來到省城辦大報，當上了《河南日報》的副總編輯。接下來，更上一層樓，一直干到河南省出版局的局長，掌管許多家出版社的行政事務。
　　另一位是我同年級同大班的許祖亭，祖籍山東曹縣，他在黑板上的拿手書法是楷書與行書。話語不多，善于琢磨，精益求精?！拔母铩敝小凹t旗報”辦不下去了，他又借抄大字報的機會練自己的字。文革后期他住在一所中學的狹窄宿舍里，我去看他時，滿地都是他寫過字的廢報紙。以“紅旗報”為起跑線，他終于成了著名的書法家、中州大學的書法教授，名字也改作“許挺”。從40多年前我們辦《紅旗報》那時起，我們的友誼一直持續(xù)下來。前年他在榮寶齋出版他的書法長卷，還是由我寫的序言。退休后，他另辟蹊徑跑到江西景德鎮(zhèn)，與那里的工藝大師聯(lián)手，把自己的書法藝術燒熔在瓷器上，一字千金，供不應求。
　　文字方面的編輯，反倒有些記不清了，因為這檔活兒多半做在事先。最初我所熟悉的黃澤生，是我開封一高的同學，那時我們就曾在一起辦過黑板報，他比我早一年考進河大中文系。再就是一位低我一屆的文靜女生，中文系團委干部，后來居上成了“紅旗報”的領導之一。當時，中文系里很有威望的教師如王寬行、趙明諸位先生也給板報寫稿子，一般同學的詩文要想在紅旗報上發(fā)表，并不容易，一旦刊出，即榮耀非常！所以，作為板報的總編，也要有過人的才力和識人的目光才行。師兄黃澤生在文革中超常發(fā)揮，成了一派組織的筆桿子，他的文章在河大的文革浪潮中一度起到“主沉浮”的作用。年輕的師妹叫鄭敏，她也不負眾望，多年后成了鄭州鐵路警官學校的“鄭校長”。
　　我對辦報情有獨鐘，這要追溯到我上小學四年級的時候。班主任汪老師號召同學們給班里的墻報寫稿子，我的一首詩歌被選中，被小同學中的書法家謄寫到墻報上。那墻報也就一張紙大，我的詩總共四句，現(xiàn)在卻只記得一句：“四月大麥遍地黃?！卑鏅嗍欠裢耆珜傥?，還需要查核。然而，這次發(fā)表作品對我來說卻是一件至今不忘的大喜事，半個多世紀過去，無論后來發(fā)表、出版了多少文字，這次“處女作”的發(fā)表仍讓我留戀不已。
　　在為“紅旗報”畫題頭的同時，我辦報的熱情似乎不能完全釋放，于是，就伙同班里的幾位室友，辦起了自己的板報———“朝陽”。
　　說起這塊板報，就寒磣多了。那只是借了年級閱報室里的一個“報架”，是一張有兩個斜平面的報架，每面的大小略等于一張對開的報紙。由班里幾位愛好寫作的同學提供稿件，稿子就抄寫在十六開的稿紙上。負責繕寫的是同住室的李欽承，他能寫一手整齊的硬筆書法，可憐他畢業(yè)不久患上癌癥，二十多歲便與世永別，愿他暢享天堂之樂！我不但負責編排，而且承擔全部美工。記得第一期的刊頭是一輪朝陽在滿天彩霞中由東邊的古城垣上冉冉升起，前景是幾株柳樹的剪影，那景色幾乎就是我們當年生活的甲排房清晨的寫實。除了刊頭，記得還有插圖，是臨摹的齊白石的水墨雞雛。第一期“朝陽”在甲排房的中間過道上面世。作為發(fā)行人兼主編的我，就躲在遠處，用滿懷期盼的目光掃視是否有人前來問津，一旦看到有人光顧，自己的心就先突突地跳上一陣！
　　“朝陽”大約沒有出版幾期，就倒閉了，其原因，我已不再記得。三十多年后，我在海南大學一手籌辦一種內部交流的刊物《精神生態(tài)通訊》，也許就是那時種下的機緣。雖然也不過是幾張薄薄的“灰紙頭”，但我辦得很是投入，而且一辦就是十年！就是這份小小的內部刊物，卻得到不少學界同人在國內一些顯赫的大報上的贊譽、夸獎。不久前，著名生態(tài)美學家、山東大學前任校長曾繁仁先生還在公開發(fā)表的文章寫到：“魯樞元與1999年創(chuàng)辦的《精神生態(tài)通訊》，遂成為我國生態(tài)文藝學研究的特有陣地。該刊延續(xù)十年，其重要貢獻有目共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