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史學家雷海宗先生，1902年出生，1922年從清華學堂畢業(yè)后公費留美，入芝加哥大學主修歷史學，副修哲學，5年后獲哲學博士學位并回國。其后，歷聘于中央大學、金陵女子大學、武漢大學。1932年后任清華大學和西南聯(lián)大教授，曾任歷史系主任和文學院代理院長。1952年調到南開大學任教，直至1962年病逝。
　　雷海宗先生早年就享有學術盛譽，在他逝世50年后的今天，“其聲如雷，其學似海，史學之宗”這巧妙嵌入了其姓名的12個字，仍在學界廣泛傳誦。值雷海宗先生誕辰110周年，其關門弟子、南開教授王敦書撰文深情回憶他的晚年歲月，一代史學宗師之風范如在眼前。本報節(jié)選刊登，以饗讀者。——編者
　　父親之交 師生之恩
　　我與雷師的關系，用幾句話來概括，很不容易?？紤]再三，是否可用：“父親之交，師生之恩。受教恨短，勉承師學。凄涼送終，情同父子?！?br>　　雷師1922年畢業(yè)于清華學堂，我的父親1923年清華畢業(yè)，他們是差一年的同學，彼此認識，但不很熟。此后不在一個城市，可能未再見面。1950年，我決定高中畢業(yè)后第一志愿報考清華歷史系。父親特告我，雷先生是著名的大史學家，囑我考上清華后應好好向雷師請教學習。
　　1951年10月，我考入清華歷史系，在系開學典禮大會上見到了雷先生。當時人很多，沒有時間作自我介紹。從父親的關系說，按過去的禮節(jié)，我應稱雷師為“雷年伯”。但這時我只能隨大流，稱他雷先生，此后也一直如此。
　　雷師解放前作為“戰(zhàn)國策派”的主要成員，曾遭到“左派”的批判，而且過去還是國民黨員，所以解放后他曾受到管制（后撤銷），并且不再擔任清華歷史系主任之職。1952年初思想改造運動時，他在全系范圍內作了思想檢查和自我批判，并接受大家的批評。作為學生，我參加了大會，聽到了雷師和其他教師的檢查。當時我才17歲，對這一切毫無所知，沒有發(fā)言。據(jù)說，雷師是自我檢查作得比較好的。我還有一個印象，1951年前后，雷師曾在北京某報紙上發(fā)表一篇談自己思想改造的短文，說開始懂得了“為人民服務”的豐富內容與真正意義。第二學期，雷師給高年級同學講授世界中古史，并不給一年級開課。我曾旁聽過世界中古史課，很受教益，但沒有堅持下去，以為日后還有的是機會上雷師的課。而且，我也沒有去雷師家拜訪過他。所以，在清華一年級期間，我始終沒有與雷師單獨專門談過話。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當我知道北大、清華、燕京3校歷史系合并和雷師將調往南開的消息后，確實為今后不能再聽雷師的課感到遺憾，并后悔前一時期未能堅持聽完雷師的課。
　　對于1952年調南開一事，雷師后來沒有跟我談過他的想法和心情，這里只能談談我個人的看法和感覺。當時3校歷史系合并為一個北京大學歷史系，人滿為患，勢必要調走一些人。問題是：調走誰和調往何處？我覺得，從業(yè)務水平來說，雷師學貫古今中外，自應留在北大歷史系。但從政治狀況來說，他調離北大是很自然乃至必然的。南開是全國著名的大學，抗戰(zhàn)時期與清華、北大合組成西南聯(lián)大；且天津離北京很近，是全國第三大的直轄市，所以，能調往南開就算是不錯的了。雷師有自知之明，對于離開清華、北大前往南開，我想他應有心理準備，并能夠接受。
　　對于南開，雷師是有感情的，覺得自己與南開似乎有緣分。他知道自己將調南開的消息后，曾對他在清華的鄰居張岱年教授說，25年前留學回國時，南開曾向他發(fā)過聘書，當時未能成行，而現(xiàn)在終于要去了，看來晚年將在南開度過。
　　到南開后，校領導對雷師是尊重和重用的，生活上也盡可能給以照顧。從居住條件來說，當時南開沒有較優(yōu)良富裕的教授住宅。聽雷師母說起，雷師僅夫婦兩人來南開，對居住條件要求不高，只希望廁所有能坐的抽水馬桶，因雷師解大便的時間較長，甚至有時候坐在那里看書報。南開就把校門口新蓋的二居室平房撥給他們，有單獨的廚房廁所和能坐的抽水馬桶，雖比清華時的條件差些，但也算可以了。
　　當時和雷師一起來南開的，還有鄭天挺先生。南開歷史系突然增加兩個大師級的著名史學家，實力和聲望大增。該系原來教師隊伍的力量并不算弱，但缺乏大師級的名教授，而且世界史方面稍差一些，尤其楊生茂先生有一段時期被借調到北京去編歷史教科書，世界史人手就感不足。雷師來后，大大充實提高了南開世界史的力量。從1952至1957年，雷師在南開主要講授世界古代史，他聲音如雷，學問如海，口才好，講課極有條理，深受學生歡迎，課講得好是全國聞名的。由于楊生茂先生暫離南開，他講授的世界近代史課就由新從燕京大學調來的林樹惠先生任教。但林先生口才欠佳，原來也不是研究世界史的，只好由作為世界史教研組主任的雷先生代教，林先生則隨班聽課。按一般情況說，林先生此時的心情肯定是不高興的，甚至會發(fā)生誤會。然而，實際情況是，林先生不但沒有埋怨雷先生，反而深深敬佩雷師的教學學問和道德為人。1957年我到南開后，一次與林先生聊天時，他特別談到此事，并贊嘆說：“雷先生的課講得太好了，他講歌德的《浮士德》，講得都玄了?！崩讕熌冈趹涯罾讕煹奈恼轮姓f，批判雷先生時，有一位教師為雷師不平，稱“雷海宗是我最好的老師”，這位教師就是林樹惠先生。此外，雷師還開過物質文明史一課。他不但給學生正式講課，而且還單獨給青年教師講專業(yè)英語和中國古代史。雷師不但世界史好，對中國史更有研究，在清華歷史系20年間一直講中國通史和殷周史與秦漢史。據(jù)雷師母說，雷師在家中給青年教師講中國上古史時，甚至老先生也來旁聽。雷師非常關心南開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外文藏書情況，與南開大學圖書館館長馮文潛教授及其他專家合作，努力進行這方面的圖書資料建設，大有成效。南開大學圖書館教師閱覽室的社會科學方面的外文工具書當時是全國一流的。在此期間，雷師寫了多篇文章，主要都在他任編委的《歷史教學》雜志發(fā)表。總之，雷師來南開后，對南開歷史系的發(fā)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以上是我所知道的雷師到南開來之后的一些情況。這一時期我不在南開，與雷師也沒有接觸，對他的情況了解不多，而且多為間接聽來的。
　　我自己與雷師的直接接觸，始于1952年10月初。那一日我在天津市火車站排隊買火車票回清華，突然有人從后面拍我肩膀，回頭一看沒想到竟是雷先生。他說來南開辦些手續(xù)，現(xiàn)返清華，于是我們同車赴京。在火車上兩個多小時中，雷師先仔細了解我的學習情況和中外文基礎知識，然后耐心細致而又高屋建瓴地給我講應如何讀書治學，并如數(shù)家珍地具體告我從世界古代史直到世界近現(xiàn)代史，乃至國別史應讀哪些名家的代表作。這是我第一次單獨聽聆雷師的教誨，尤其是雷師主動對我耳提面命、言傳身教。如果說父親為我打下了學習世界近現(xiàn)代史和國際關系史的基礎，雷師則在兩三個小時內把我領進了整個世界史從古至今的殿堂，并畫龍點睛地授我以打開這神圣殿堂大門的鎖鑰。真是聽師一席談，勝讀十年書，師恩重于山。
　　之后3年，我在北大歷史系學習，沒有再見過雷師。
　　1955年夏，我大學畢業(yè)，由歷史系領導統(tǒng)一分配工作。當時，南開歷史系需要進人，我是有心來南開做雷師的研究生或助教的，但一切應服從組織分配，而且之前也不知有去南開的名額，所以只能心向往之。幾經(jīng)周折，我被分配到武昌建筑工程學校任教。后來據(jù)說南開方面曾想過要我，但我已去武漢，來不及了。
　　1956年春，周恩來總理作了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全國學術空氣大為活躍、濃厚起來，雷師開始招收世界上古中古史專業(yè)副博士研究生。在雷師的關懷下，我回到天津報考。11月中旬考完后，我告別雷師回武昌。令我終生難忘的是，12月初，我意外地收到雷師寄來的親筆長信，他首先告訴我以特優(yōu)成績被南開大學錄取，隨后語重心長，囑我今后當在他的指導下刻苦讀書，在哲學社會科學、中外歷史、古文外語各方面打下深厚的基礎，幾年后方能登堂入室，以便更上一層樓。由此，我深刻地體會到雷師對我關懷之深、期望之切、要求之嚴和做學問之不易，并把自己的學習志趣定位到世界上古中古史領域。
　　1957年2月，我向南開大學歷史系報到，正式成為雷師1957年唯一招收的也是最后的一個副博士研究生（當時向蘇聯(lián)學來的一種學位制度，大致與碩士相當，但實行四年制，有博士候選人之意）。
　　受教恨短 勉承師學
　　入學后，雷師讓我查錄下圖書館內世界上古史方面的全部外文書目，然后逐一給我說明該書的主要內容和價值，指導我看最重要的書。并告訴我寫文章最好深入淺出，即內容要深刻，但表達要淺顯易懂。有時因問題太深奧不得不顯得深入深出，但要盡可能講清楚，讓人看明白。最要不得的是淺入“深”出，即言而無物，沒有價值，卻咬文嚼字，故弄玄虛。雷師讓我繼續(xù)隨堂聽他給本科一年級同學講的世界上古史課程以及給世界史青年教師講的專業(yè)英語，并沒有另外單獨給我講課。
　　1957年春，全國開展幫助黨內整風運動，號召大家大鳴大放，夏季時即轉為反右派斗爭運動。當時，我只是系里的一個剛入學不久的非黨團員的研究生，對此時校、系領導與雷師之間的關系和談話皆不清楚。我只能談一下自己對此的認識和感受。
　　一開始，雷師是和全國絕大多數(shù)的高級知識分子一樣，心情振奮、知無不言地參加助黨整風運動的。4月間，他先后兩次參加關于“百家爭鳴”的座談會，主要談發(fā)展社會科學的問題。有一次他這樣說：
　　對馬克思和恩格斯樹立的新的社會科學的看法，大家在理論上是一致的，承認馬列主義應該發(fā)展，可是實際上是停止了發(fā)展，還停留在恩格斯去世時1895年的地方。1895年以后，列寧、斯大林在個別問題上有新的提法，但他們主要談當前革命問題。從了解整理幾千年來人類歷史經(jīng)驗，建立新的社會科學來說，基本上停留在1895年，教條主義者就是這樣。馬克思、恩格斯生平也是經(jīng)常修改他們的學說，他們注意到當時每一個社會科學部門的發(fā)展情況，掌握社會科學研究的材料和成果?？墒且院笕藗兙鸵詾樗麄円呀鉀Q了一切問題，社會科學不能再發(fā)展了。事實上并不如此，1895年以后社會科學上新材料很多，對舊材料有很多新的認識。我們今天的任務，就是要把1895年到今天62年的課補上。
　　雷師這段話，后來被批判為污蔑馬克思主義“停滯在1895年”?！度嗣袢請蟆凡痪每d了他的發(fā)言，并加編者按和編者注，中間有這樣的話：“雷先生認為列寧對于馬克思主義只是‘在個別問題上有新的提法’，馬克思主義‘基本上停留在1895年’，這卻是違反了事實?！?br>　　我覺得，雷師看到《人民日報》對他發(fā)言的編者按和注后，應該有被敲響警鐘之感，會隱約覺察到自己也有可能遭到批評或批判。但他認為當時仍在整風和鳴放，并沒有“收”，而且將學術問題與政治問題分開，所以才根據(j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一面去信向《人民日報》作解釋與澄清，一面繼續(xù)于6月在天津社會科學學會學術講座上作題為“世界史分期與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問題”的報告，并在《歷史教學》1957年第7期上發(fā)表，認為奴隸社會并不是人類歷史上原始社會后普遍、必經(jīng)的一個社會形態(tài)與歷史階段。而“否定奴隸社會”和“馬克思主義停滯在1895年”卻成為他受到批判和劃為“右派”的兩個主要“罪狀”。
　　5、6月間，北大學生譚天榮到南開“煽風點火”，分別訪問過雷師等3位教授。隨后，南開召開了由3位教授談與譚天榮談話情況的大會。雷師在發(fā)言中指出，自己曾詢及譚學習哲學及讀黑格爾著作情況，奉勸他談黑格爾思想時，應該多讀一點黑氏的著作，并說中國是個大國，人口眾多，貧困落后，要治理好必定會遇到許多困難，出現(xiàn)不少問題。雷師指著主席臺兩側的標語牌說：我相信這兩句話，那就是——領導我們事業(yè)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話音一落，掌聲滿堂。
　　雷師在大禮堂的發(fā)言，固然是真話和心里話，但已有所警惕，并在心里繃上了“被敲響警鐘”這根弦。6月底，雷師給本科生講的世界上古史課程結束。最末一堂課上，他最后說，宇宙無窮大，有無數(shù)的恒星，有的恒星有行星，可能有的行星環(huán)境條件接近于地球，這種行星也可能出現(xiàn)像人類這樣的高等生物，他們也可能組成為社會，這種社會也一定經(jīng)過5種生產方式和奴隸社會嗎？講完后宣布下課，大階梯教室近200個聽課者全體起立，掌聲不絕。
　　1957年6月后，全國整風運動轉入反右派斗爭，南開大學反右斗爭至7月底初步告一段落，放暑假。歷史系教師和研究生中只劃了兩個“右派”，教師和研究生各一人，雷師和我當時都沒有受到批判。我想，雷師之所以未受批判，可能是由于他的學術和政治地位都比較高，批判他要慎重一些；他的一些發(fā)言有學術性，與政治問題交織在一起，一時不易分清；而后來的一些發(fā)言和報告，都明確站在黨和人民的一邊，所以一時沒有動他。我以為，天津市、南開大學及歷史系的黨的領導方面肯定對是否批判雷海宗的問題是有所考慮和研究的。8月中下旬暑假尚未結束，忽接到系里召開全體教師批判雷海宗大會的通知。據(jù)說，是康生在北京召開的一次會上公開點的名。他問天津來參加會議的市委負責人，天津為什么不批判雷海宗？因此，天津市和南開大學立刻多次召開了揭發(fā)批判雷師的大大小小的不同會議，整理和發(fā)表這方面的材料與文章。我參加了歷史系兩次由雷師作檢查和大家進行批判的大會，另外還有雷師不出席的背靠背的多次會議。作為雷師所欣賞的弟子，我感到壓力很大。但由于師生之情和有某種共鳴，并覺得別人已都發(fā)言了，沒什么可加的，我始終一言不發(fā)，沒有講過揭發(fā)批判雷師的話和寫這方面的材料與文章。這大概也是我后來被劃為“右派”的原因之一。
　　受到批判后，雷師停止了教學工作，他的心情肯定是痛苦的，健康急劇惡化。由于他受到批判，我自己也處于很不利的地位，此后我沒有再到他家去過，除了批判會與某些公開場合，也沒有再見面甚或交談。
　　1957年12月初的一個傍晚，我在南開大學中央的道路上散步，在蒼茫的暮色中看到遠方蹣跚地走來了一個扶杖的老人。走近一看，發(fā)現(xiàn)竟是雷師?？此闹軣o人，我就走向前去難過地叫了一聲雷先生。雷師見是我，就關心地問我最近的學習情況如何？聽什么課？在看什么書？有什么問題？我簡單匯報了自己的學習情況，說在聽世界中古史的課，看這方面的外文參考書，順便向他請教問題。雷師說，天氣冷，在道旁寒風中不便久談。明后天將把問題的答復寫下來，插在信件袋中給我。然后，我們匆匆告別。兩天后，我果然在信件袋中發(fā)現(xiàn)了雷師的親筆答復。雷師在受到批判、健康惡化、心情沉痛之際，還如此關心我的學習，并迅速寫出答復親手放在我的信袋里，真使我感激涕零，永志不忘。
　　1958年2月，南開進行反右派斗爭補課和處理右派運動。我在歷史系受到了批判，被補劃為“右派”，接受的處分是：取消研究生資格，另行分配工作。雷師受到的是降職降薪處分，由二級教授降為五級，工資由280元降至170多元。3月下旬，我即隨隊參加下放勞動，未敢向雷師告別。1960年10月底，才在南開大學農場被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
　　總起來看，我真正正式作為雷師的副博士研究生或者說關門弟子，不過幾個月。所以，我用“受教恨短”4個字來形容。雷師是大學問家，“勉承師學”是說我想勉力繼承雷師的衣缽，但只能勉強做到一點點。
　　雖名義上不再做雷師的副博士研究生，但我后來仍有不少機會，受教于雷師，可惜時間仍不長，不過一兩年。
　　1961年3月底我從農場回南開歷史系，系領導讓我做資料員。我是“摘帽右派”，而雷師是尚未摘帽的全國史學界最大的“右派”，因此我不敢去看他。在農村農場勞動期間，我與他沒有接觸，對他的情況一無所知?；叵岛?，聽說他身體不好，在家養(yǎng)病，不擔任教學科研工作。在過去的3年中，南開歷史系甚至天津市可能開過批判雷師的大會，至少在全國性刊物上發(fā)表了多篇批判他的文章，南開歷史系也鉛印輯錄了雷師以前寫的部分文章供批判之用。由于當時我不在系里，詳情不知。
　　該年5月初，鄭天挺先生從北京參加全國文科教材會議回來，對我說，外國史學方面決定編譯《外國史學名著選》，南開歷史系承擔了兩件選譯的任務，經(jīng)商量決定，將具體的工作交給我完成，有問題可以向雷先生請教。于是，懷著興奮的心情，相隔近4年，我再登雷師之門。
　　先生和師母見到我很高興，但顯得憔悴衰老了，雷師近幾年來身患嚴重的慢性腎臟炎和貧血癥，雙腿浮腫，血色素甚低。我簡單地匯報了自己3年多的情況，著重地說明選譯外國史學名著的任務，雷師欣然接受對我的指導和校改譯稿的工作。
　　首先，選譯利瓦伊的《羅馬史》。雷師指導我選譯該書最著名和精彩的關于高盧人攻入羅馬的段落，并約好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我翻譯一段，星期六晨將英譯本與我的漢譯稿送往雷師家中，由他在周末校改。幾周后，選譯工作完畢。雷師抱病在身，但仍緊張而認真地對我全部的譯稿、注釋與利瓦伊簡介作了精心指點和仔細修改，使我在6周的時間內在英語理解、漢譯文字、工具書使用和羅馬史研究等方面大大提高一步，終生受用不盡。
　　至1961年底，全國又有一大批“右派分子”被摘掉“右派”帽子，雷師也在其中。既摘掉了“右派”帽子，就有資格講課，而雷師又健康日差，系里就提出要“搶救遺產”，希望雷師早日開課。這樣，先生就在1962年春重登講臺，給歷史系高年級本科生開設外國史學名著選讀一課，由曹中屏同志任助教。我隨班聽課，在需要時為雷師選的名著有關段落從英文譯成中文，由先生修改后油印發(fā)給同學參考。
　　教室在主樓一樓西側大階梯教室，可容納200多人。雷師家在校門口，離主樓甚遠，先生身體衰弱，雙腿浮腫，步履艱難，就扶著拐杖來回坐三輪車前往教室，由曹中屏接送。此課是一學期課，每周一次連上兩節(jié)課。先生雖抱病講課，依然“聲音如雷，學問如?！保穸稊\，旁征博引，內容豐富。聽課的人包括南開歷史系高年級本科生，還有大批外系乃至校外的旁聽者，整個階梯教室坐得滿滿的，盛況仍與1956年時相同。上課時，大家用心聽，認真記筆記，只是由于雷師是受到批判的人，就不再給他鼓掌了。
　　1962年9月，雷師為南開歷史系高年級本科生講外國史學史一課。不久，曹中屏同志赴朝鮮留學，系里讓我接替他原來擔任的協(xié)助雷師教課與陪伴他去醫(yī)院看病的工作。雷師記憶力極好，幾乎過目不忘，講課備有大綱，從不寫講稿。但講外國史學史課時，我在他家曾發(fā)現(xiàn)他親筆寫的此課的講稿，可見他在一生最后時刻認真的獻身精神與負責的教學態(tài)度。先生曾讓我抽調檢閱部分同學的聽課筆記，以了解他們聽課的情況。到11月時，雷師病重，行走困難，此課中斷，殊為可惜。
　　雷師平常每星期去看病，最后幾次已上不了樓，是由我背他上二樓的。還有一次，曾陪他去一個老中醫(yī)私人家中看病。由于經(jīng)常陪他看病，最后幾個月我們接觸較多，等候看病時通過交談聽聆教誨，獲益匪淺，也使我對先生有更多的認識和了解。談話內容主要為學術問題，有時也涉及其他方面。
　　一次，偶然談到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說自己原來與蔣介石沒有直接的接觸，對其認識不深，抗日戰(zhàn)爭后期蔣介石曾見過雷師，直接談過話，由此獲得的對蔣的印象不佳，覺得他不夠當國家領袖的資格與氣魄。先生還說過，聞一多是自己的好友與老同學，對聞一多被暗殺感到非常悲痛，他保留著暗殺聞一多的子彈頭，以表示對好友的懷念和對國民黨殺人兇手的痛恨。
　　雷師知識面極廣，幾乎無所不知，還都有自己的看法。試舉一例。一次聊天，我說小時候覺得時間過得非常慢，等周末來到好出去玩，感到彷佛要等好久，而盼過年更覺得太漫長了?？砷L大后就覺得日子過得快多了，而老年人感到時間過得更快，好像一轉眼就過了一年，又老了一歲。這是否是個心理問題？雷師說：是這樣，好像大家都有過如此的心理和感覺，不過也許背后還有更深一層的道理。時間是物質存在和運動過程的形式，是客觀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彷佛是絕對的。但不同的物質或稱物體的存在與運動過程的時間不同，時間可能有相對性。我們所稱的時間與計時單位年月日，是分別指地球圍繞太陽一周、月亮繞地球一周與地球自轉一周的時間，這可以說是自然的時間，其快慢長短是固定不變的。而生物的時間可能有所不同，有所謂“biological time”（生物學的時間）的說法。生命的生長與運動實質是新陳代謝的活動，新陳代謝過程的時間就是生物學的時間，是有快慢的。小時候生命在成長，生命力旺盛，新陳代謝活動得快，相對于固定不變的自然時間，就覺得日子過得慢和長。長大了，尤其是衰老了，新陳代謝活動就愈來愈慢，相對于不變的自然時間，就覺得日子過得愈來愈快和短了。我不禁深深佩服先生學問的廣博。
　　凄涼送終 情同父子
　　1962年12月初，雷師病情惡化，經(jīng)診斷為由腎臟炎導致的尿毒癥與并發(fā)的心力衰竭，于是住進總醫(yī)院，這是天津市最好的醫(yī)院。系里讓我全天候陪伴，還派一些世界史方面的青年教師輪流照顧。系領導鄭天挺主任和魏宏運黨總支書記都來醫(yī)院看過雷師。先生在天津的家中只有雷師母一人，女兒女婿均在外地，他們在12月中旬都趕來天津照顧雷師。先生病況愈來愈重，最后3天，已昏迷不醒。
　　12月25日亦即基督教圣誕節(jié)凌晨零點30分，先生的心臟停止了跳動。一代“史學之宗”，過早地與世長辭，享年60歲，身邊只有雷師母、女兒、女婿和我4人。
　　兩天后，系里讓我告訴雷師母，總醫(yī)院方面聽說雷師是大學者，腦子特別好，希望能按慣例將先生的大腦留做標本，師母表示同意。所以，雷師的大腦當時是留在天津市總醫(yī)院的。大約3天后，我一人代替系里和雷師母一家（他們因過于悲痛留在家中）去總醫(yī)院太平間，送先生遺體去天津市北倉火葬場火化?？催z體送入火化爐后，在場只有一個工作人員，我懷著崇敬而悲痛的心情向先生行了三鞠躬禮，然后讓工作人員關爐門點火，送雷師在嚴寒的隆冬歲末駕鶴西行靈歸道山。3天后，我一人前往北倉殯儀館取回雷師的骨灰，骨灰盛放在雷師母特為此準備的一個景泰藍的壇子中，師母等人由于傷心沒有前去，并讓我取回后暫存放在系里。系里開了追悼會，讓我去校門口雷家接師母全家。師母給我系上已準備好的黑紗，到會場后發(fā)現(xiàn)別人沒有戴黑紗，我就顯得突出了。后來，“文革”時有人為此事給我貼大字報，說我是“屎殼郎戴花圈”。追悼會在南開大學主樓二樓歷史系的一個教室中舉行，系領導致了悼詞，歷史系教師約出席幾十人，氣氛是沉默和悲痛的。
　　雷師母因女兒在北大工作，要遷往北京定居。一次，我去雷家，師母告訴我，有人跟她說，王敦書這么好地為雷師做一切的事，可惜你只有一個女兒而且早已結婚，那你就認他做干兒子吧。我想，雷師母這樣說，就是有這個意思，于是就答應了，稱她為干媽，以后在信中都如此稱呼，而且在雷師母及其家人面前提到雷師時也稱他做干爹。這樣，我就成為雷師自己不可能知道的去世后的義子，所以我用“凄涼送終，情同父子”來概括我與雷師最后的關系。
　　我想，新中國成立后，因為“左”的路線，雷師受到批判是自然和必然的，但南開歷史系領導對雷師還是比較溫和寬容的。系主任鄭天挺先生是雷師的老友與同仁，對雷師關心照顧自不待言。歷史系黨的領導干部魏宏運先生，按歷史系劉澤華教授的提法，執(zhí)行“中左”路線，即不“極左”過分激烈。他對雷師執(zhí)行黨的統(tǒng)戰(zhàn)政策和高級知識分子政策，雖不得不批判雷師，但對雷師的人格與學問是尊重和佩服的，“文革”中他被批為雷師的“保護傘”與“黑后臺”。
　　“文革”結束后，我和雷師的“右派分子”問題得到改正。我后來有過撰寫雷海宗傳的想法，別人也多次勸我這樣做，但我覺得自己對雷師尤其是早年與抗日戰(zhàn)爭時期的情況了解不足，掌握的材料不夠多，不敢當此重任。雷師有寫日記的習慣，這是寫他的傳記的極寶貴的史料與根據(jù)，可惜這些日記連同其遺稿、照片，都在“文革”中被銷毀了，蕩然無存。
　　總而言之，雷師一生的浮沉，是與國家的命運緊密相連的。（文字整理/王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