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十六七年的學習生涯中，遇到過許多難忘的老師。我尤其難忘的是教過我的四位語文老師。
　　記得我到公平路二小讀四年級，我的班主任、語文老師肖坤在點名時，對我原名“忻財亮”甚為不滿。開學第三天便把我叫到辦公室，問起此名是誰起的，什么含意？我如實報來：是老爸起的，他沒文化，干的是木匠，家里子女多，經(jīng)濟條件差，老爸寄希望于我，天亮了，有錢了；有錢了，也就是天亮了。我繞口令似地向肖老師匯報“忻財亮”名字的由來，瘦小的肖老師噗嗤笑了起來。爾后，她拿出一本《千字文》字帖，對我說：“回去跟你爸媽商量一下，肖老師把你的名字‘忻財亮’改兩個字：忻才良。好嗎？”說到這兒，翻到《千字文》的后幾頁，指著“女慕貞潔，男效才良”說，你名的出處在此。回到家里，我跟爸媽講起肖老師為我改名，并講到出處在《千字文》，父母連聲說好，才良兩字要求小伙子有知識才氣，品行良好，要我次日向肖老師致謝。第三天，肖老師當眾宣布我改名。從此，定名“忻才良”，從10歲用到今，在工作、學習、生活中，努力“男效才良”。
　　我進上海四平中學讀初中時，班主任胡錫琳是剛從上海師專畢業(yè)的語文老師。一年級寒假，他叫我到他辦公室“批改”同學作文，我不敢。胡老師遞過一支鉛筆，叫我尋找作文中的錯別字，找出后在行側(cè)畫框讓同學訂正。于是我斗膽訂正，仔細畫框。有好幾次，胡老師表揚我：“有進步，現(xiàn)在很多錯別字你都認識了，你作文中就不會寫這些錯別字了?！庇袝r，我疏漏了，老師笑道：“這里還有兩個錯別字你不認識它們，它倆都認識你，正在笑你呢！”往往在這時候，胡老師會教我認字方法：“你看，染坊有藥丸賣嗎？”我說沒有?！澳峭瑢W這樣寫對嗎？”我再一看，九字上多了一點，這一點便錯了。以后便常常記住了，且能舉一反三，認別同類詞。
　　到了二年級寒暑假，胡老師叫我到他家中批改作業(yè)，要我除了找出錯別字之外，還要劃出病句，并在下方打上“？”。這使我懂得了諸如“通過學習毛主席著作，使我懂得了為人民服務(wù)的道理”這句病句病在“通過”和“使我”這兩頂大帽子把主語蓋沒了，成了無主語的病句。進而胡老師教我讀句把脈，找出病因，對癥下藥，這不僅讓我更易找到病句，自己作文時也不會犯同樣重復、低級的錯誤。
　　有此基礎(chǔ)，胡老師在第三年寒假就教我寫作文評語，由我用鉛筆打草稿，讓他修改或認定，再用紅筆抄在文末。這使我對作文在如何突顯主題、構(gòu)思謀篇、遣詞造句、運用修辭諸多方面有了長進，對我自己寫作文益莫大焉。
　　1960年，我考入上海師范學院（上海師大前身）工農(nóng)預科，在文科班遇到的語文老師名叫林自德。他是閩南人，上課一口福建普通話，教誦古文搖頭晃腦，抑揚頓挫，煞是好聽。他的一手粉筆字也十分漂亮。
　　有次講到讀書，林老師說起一句繞口令：“買書不如借書，借書不如抄書。”他說：“我是在福建山區(qū)赤腳走出來的窮苦書生。無錢買書，只能借書來讀，借來的書，限期要還，不能失信，只能抓緊閱讀。但借書又不如抄書，借來之書不能亂涂亂畫，看到好的句子、段落，我就要拿出卡片，把它抄下來。這樣日積月累，按部分類，便可派用場。而且，抄一遍勝過讀三遍?！绷掷蠋熣f這一席話是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對我們這些工農(nóng)子弟真有鞭策激勵作用。從此，我如法炮制，買不起書就多借書，借書來讀又勤抄書，讀書筆記、卡片做了好幾盒。盡管時下已是網(wǎng)絡(luò)時代，鼠標一點，資料自來，但林老師的“抄書”說的勤學、苦讀精神卻是永不過時的，一輩子受用。
　　我高二提前考入上海師院中文系，教我寫作的是瘦瘦的陳谿谷老師。陳老師教寫作，講得少而精，教我們寫得多而雜。她強調(diào)“拳不離手，曲不離口”，勤奮功到自成。她要求我們每個同學備一本筆記本，隨寫隨記狀物、寫景、見聞、感想，不求結(jié)構(gòu)完整，只要有意義有趣味即可。我照此寫得不少。交上去后，陳老師在講解中不點名地批評有的同學寫作選材缺乏積極意義，如瓜皮形狀、盂中痰跡，不宜入文。聽后我臉紅耳赤。從此汲取教訓，在周記作文簿上這類不雅選題便絕跡了，我也從中悟出了作文思想傾向的重要性。
　　從大二起，我擔任了院黑板報主編，主筆短評雜語《每周學林》。有幾次，陳老師回家路過看到，讀后鼓勵我：“好好寫，多多練，將來有機會搞報紙工作，可派用場?！惫唬以诋斄?2年中學語文教師后，1979年夏就調(diào)到了《青年報》，從此走上了新聞工作崗位。無論是當寫手寫《一周隨筆》，還是當總編，都不忘動筆寫專欄文章，如《勞動隨筆》《經(jīng)濟時評》《晨報快評》等。堅持筆耕，正確把握輿論方向，寫作有一定深度和文采，這些都與陳老師對我的激勵、鞭策有關(guān)。
（作者系我校中文系1966屆畢業(yè)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