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的話：彭聃齡先生可謂蜚聲中外的心理學家。彭先生治學嚴謹，銳意創(chuàng)新，是我國基礎心理學學科的奠基人之一，數(shù)十年孜孜以求，志在興盛中國心理學。他為人寬厚，上善樂育，提攜后學不遺余力，培養(yǎng)的一大批高質量心理學人才在國內(nèi)外開枝散葉，成為學界的股肱棟梁。無論是治學篤業(yè)，還是教書育人，彭先生盡皆念茲在茲，如癡如醉。本期起，讓我們在彭先生的講述中，共同領略一位心理學家別樣的人生軌跡。
20世紀的中國處在一個社會大動蕩、大變革的時代。這個時代給每個人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也影響到每個人成長的道路。
　　我于1935年出生在湖南的一個封建地主家庭。過去，我不愿意談論自己的家庭，原因有兩個，童年時，我在家庭中，只看到了不斷發(fā)生的矛盾和沖突，只看到了母親辛酸的眼淚；長大了，懂得了“勞動光榮、剝削可恥”后，家庭出身的包袱又常常像影子一樣跟隨著我。我知道，出身是不能選擇的，只有正確面對它，才能正確地認識自己，正確地選擇自己的人生道路。
　　我的曾祖父是一個“挑著籮筐進城學生意”的學徒，開始時在一家炮竹店打工，以后，自己經(jīng)營炮竹生意，來往于湘潭和瀏陽之間，賺了錢，買了田地和房產(chǎn)，成了地主。我的父輩兄弟姐妹共5人，我的父親算老大，有兩個叔叔和兩個姑姑，大多是同父異母的。
　　我父親畢業(yè)于上海復旦大學外語系，本來計劃去德國留學，由于日本侵華戰(zhàn)爭爆發(fā)，交通受阻，被迫留在國內(nèi)，后來不幸感染肺病，年僅26歲就去世了；二叔中學畢業(yè)后，沒有繼續(xù)讀書，后來當了工人；三叔解放后進了軍政大學學習，參加過抗美援朝戰(zhàn)爭，復員后當了中學教師，晚年享受離休待遇；兩個姑姑也都大學畢業(yè)，以后隨姑父分別僑居馬來西亞的怡保和沙巴。大姑擔任過霹靂女中校長，愛好書法，熱愛中華文化，多次回中國探親；二姑是一位小學教師。
　　我母親是江西人，是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父親成婚的。父母結婚時都很年輕。父親早年去世后，我們兄弟四人就由母親撫養(yǎng)。解放后，哥哥高中畢業(yè)考上銀行干訓班，以后保送湖南師大銀行科學習，曾任中國人民銀行永州市支行行長，姐姐于1951年考入中南革命大學，以后隨姐夫一直工作在石油戰(zhàn)線，弟弟初中畢業(yè)后考入鋼鐵學校，以后成為太原鋼鐵廠軋鋼廠工程師。我因為“長得像父親”，從小又喜歡念書，就一直升學念書了。
　　童年時，我親身經(jīng)歷了戰(zhàn)爭的苦難和顛沛流離的逃難生活。我的出生地是湖南長沙，出生后的第二年———1937年，日本侵華戰(zhàn)爭爆發(fā)，一年后半個長沙城被一場大火，燒成了一片瓦礫灰堆。我的家也被燒干凈了。我父親從小就愛看書、藏書，在這場大火中，他的12柜書也全部燒成灰燼，這件事對他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創(chuàng)傷。長沙大火后，母親和父親先帶我們逃難去了湘西的沅陵縣，不久后又因父親一位同學的介紹，想去江西教書，到了江西安?？h，住在農(nóng)村，這里的居住條件很差，兩年后父親就在江西染病離開了我們。父親在我心中只留下了片段的回憶。他喜歡藏書、讀書，這對我可能有影響。有一次父親帶我出去玩，來到一個土坡旁，父親扶著我，小心翼翼地讓我從一塊架在土坡邊的木板上走上去，又走下來。當時覺得那個土坡就像小山坡一樣，很高，現(xiàn)在想起來，可能就是一個小土堆了。
　　父親去世后，我們?nèi)野岬较嫣犊h，住在15總的一個大房子內(nèi)。那兩年，留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躲警報”了。日軍的飛機時常來湘潭騷擾，投炸彈，掃機槍。我家附近有一個防空洞，我們一聽到“空襲警報”，就趕緊躲進里邊，一直等到“解除警報”后才敢出來。防空洞很小，人很多，空氣很糟糕，呆在里面非常難受。
　　從1941年到1943年，我在湘潭私立新群小學讀書。后來我才知道，這所小學是20世紀20年代初，由毛澤東和黃篤杰等7人捐資1000塊大洋開辦起來的。黃篤杰是第一任校長，我們在新群讀書時，黃校長還在主持工作。
　　新群小學原來的位置在14總的見龍街，我們家住在15總興仁巷，每天我們?nèi)W校都是走著去。當時學校的大門外有一大片水田，早上經(jīng)過那里還能聽到青蛙的鳴叫聲。從校門進去是一個操場，操場的左邊是一個體育館。從操場沿著臺階往上走，是一個禮堂。全校學生在操場開大會時，黃校長就站在臺階上和大家講話。
　　從禮堂左邊的門出去，是一個走廊，圍成一個長方形或馬蹄形，中間是一個小花園。因為校內(nèi)有幾個小花園，學校有“薰園”之稱。沿著禮堂外的走廊往右走，再往左，可以繞到對面的教室，分上下兩層，低年級在下層，高年級在上層，右側有樓梯可以上去。從禮堂外的走廊一直往右走，左右兩側還有兩個小花園，種著幾棵銀杏樹，再往里就是學校的廚房了?，F(xiàn)在舊的校舍已經(jīng)不見蹤影了，但那幾棵銀杏樹據(jù)說還留在那里，成了新群小學歷史的見證。這是后話。
　　1942年9月，我7歲了，入新群小學讀書，只記得母親當時說過，送我去學校的時候，我很高興，沒有哭，沒有鬧，很快就和學校里的小朋友混熟了。一、二年級時，有一位姓萬的女老師，是我們的班主任，對學生特別耐心。我的學業(yè)成績好，老師比較喜歡我。從家里到學校，要穿過幾條街，每天早上，沿路都有買蔥油粑粑、糖油粑粑、炸紅薯塊和涼拌韭菜的小吃攤販，趕上家里給了零花錢，就喜歡沿路買一點吃。以后每次回家鄉(xiāng)，都想再嘗嘗這些東西，可就是沒有機會。
　　1943年底，戰(zhàn)事更加緊張，日軍已經(jīng)到了湘潭。為了安全，母親又帶著我們弟兄4人逃到湘潭附近的村鎮(zhèn)———石潭鎮(zhèn)。哥哥在鎮(zhèn)上的一所學校讀高小，我就進了石潭鎮(zhèn)紅廟小學讀初小三年級。那是一所設在舊廟宇里的學校，上課時經(jīng)?？梢月牭缴癜负竺胬鲜笈軇拥穆曇?。有時還有死老鼠從房梁上掉下來，把大家嚇一跳。同學中流傳廟里有黃鼠狼精，嚇得大家放學后不敢一人留在學校里，早上也不敢一人提前來學校做值日，打掃衛(wèi)生。
　　半年后，我們先后搬家到張家灣，易家灣和鄭家隴。在張家灣和易家灣，我上了大半年私塾。這時日軍已經(jīng)占領湘潭，因為兵力不足，只能在一些市鎮(zhèn)和交通要道處出沒。在一次搬家的路上，我們遇到了日軍，遭受過日軍的搜查。據(jù)說那次日軍發(fā)現(xiàn)了當?shù)氐挠螕絷牐驮谖覀冸x開日軍崗哨后幾百米，后面?zhèn)鱽砹藱C槍的掃射聲，大家很害怕。當時有沒有人傷亡，我們不清楚。雖說我那時年齡還小，但也懂得在一個外敵入侵的國家，大人、小孩到處逃難、擔驚受怕的苦難。
　　抗日戰(zhàn)爭結束后，1946年我們回到湘潭，這時家里的房屋又已在戰(zhàn)爭中被完全炸毀了。 （雪晶采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