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棄政從學到抗戰(zhàn)爆發(fā)，也就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陳垣先生整個學術(shù)研究的中心點就是要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當時有這樣想法的人不止他一個，他們之間能長期維持密切的關(guān)系，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有這么一個共同的目標。
　　談這個話題先要提及傅斯年。在1929年之前，他跟我祖父沒有直接的交往。當時他在籌建中央研究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他和顧頡剛兩人在怎樣建立史語所的理念上有很大矛盾：傅斯年的意思是歷史語言研究所是培養(yǎng)精英的，要集中歷史方面、語言方面的精英；顧先生的意見是史語所應是普及大眾的。從今天來看，歷史知識確實要普及，但作為歷史語言研究所來講應該是尖端，是一個歷史、語言方面的“國家隊”。另一方面，從辦事的才能來說，兩人相差比較多。顧先生是學者，他后來培養(yǎng)了一大批學生，但在行政能力方面恐怕跟傅斯年有些差距。兩個人因為辦所理念的分歧甚至破口大罵，大家從顧先生的日記上都可以看得到。
　　1929年傅斯年剛從國外回來，他寫了一封信給陳垣先生。傅在信里面說，他在歐洲留學的時候，“睹異國之典型，慚中土之搖落?！彼^“典型”，就是歐洲漢學方面有一些杰出的學者，對比之下，就感覺作為一個中國學者特別慚愧。他又說，“漢地之歷史言語材料亦為西方旅行者竊之奪之”，這主要是指斯坦因跟伯希和。他說，“漢學正統(tǒng)有在巴黎之勢”，因為伯希和等人在法國巴黎?！笆侨艨扇?，孰不可忍？”不能容忍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要改變這種研究中國學問的中心在歐洲的狀況，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緊接著他又說，幸好我在國外就感覺到因為中國有兩個人，所以外國學者不敢輕視我們，而且“后生之世得其承受，為幸何極”。傅在信里提的兩個人是誰呢？他寫道：“靜庵先生馳譽海東于前，先生鷹揚河朔于后?！鼻罢咧竿鯂S先生，他揚名于日本，后者就是陳垣先生，他一直在北平。
　　傅斯年先生現(xiàn)存信件已在臺灣全部出版了。熟悉傅斯年的人都知道，他絕對不會客氣的，他不會表面恭維你背后又有別的想法?？催^傅斯年的信的人，都認為這是他一生當中最謙恭的一封信。
　　談到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還要提及陳寅恪先生。也是在1929年，他寫了一首詩，就是己巳年給北大的史學系畢業(yè)同學一個贈言。開頭就講：“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碑敃r形成一種風氣，中國人要學中國史不在中國學，而是要到日本去學。中國的知識分子對此感到非常慚愧，所以他后面就說“要待諸君洗斯恥”，就是把希望寄托在年輕人身上，將來一定要把這種恥辱清洗掉。
　　祖父與胡適關(guān)于漢學中心的討論就更多了。胡適在1931年9月14日的日記中寫道，陳垣對他說：“漢學正統(tǒng)此時在西京呢？還是在巴黎？”西京就是日本的京都,兩個人“相對嘆氣，盼望十年之后也許可以在北京了！”然后到1959年，海峽兩岸已經(jīng)斷絕關(guān)系，胡適從紐約回到臺北當臺灣“中央研究院”的院長，在新年團拜會上他就說，在20年代我在北平的時候就和陳垣、沈兼士兩位談起，將來的漢學中心應該在什么地方，在中國的北平，還是在日本的京都，還是在法國的巴黎？這是胡適的回憶。
　　這三個人都是尖端的人物，他們和祖父一樣，都有這么一種共同的想法，要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那怎么解決這個問題呢？
　　一是要激勵和培養(yǎng)青年一代，就像陳寅恪先生講的“要待諸君洗斯恥”。胡適從美國留學回國，就被蔡元培聘為北大教授，顧頡剛、傅斯年都是他的學生，而顧只比胡小兩歲，傅只比胡小五歲。陳寅恪在清華大學，傅斯年在北大和歷史語言研究所，都培養(yǎng)了一大批青年學者。
　　祖父當時在許多高等學校任教，從很多當年的學生的回憶可以看到他是怎樣激勵和培養(yǎng)學生的。
　　1922年，祖父是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導師，當時的國學門的一個學生鄭天挺，后來成了著名的明清史學家，去世前是南開大學的副校長。他在1980年的時候就回憶道，1923年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在龍樹院舉行懇談會，陳老師說：“現(xiàn)在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西京如何，沒有提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编嵪壬f：“這幾句話對我影響很深，一直到今天（1980年），我還經(jīng)常喜歡說我們要努力，要使中國學問的研究水平走在世界水平前沿。我講這個話實際上就是重申陳老師對我的遺教?！?br>　　1928年，祖父在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當所長，當時國學研究所的一個學生叫翁獨健。他回憶說：“1928年，當時我是大學一年級學生，在課堂上聽到陳垣教授甚有感慨地說過這樣的話：‘今天漢學的中心在巴黎，日本人想把它搶到東京，我們要把它奪回到北京。’而且正是因為受到老師的啟發(fā)，因為中國的元史研究比較薄弱，所以我才開始研究元史。”后來他果然就成為中國元史很有名的一個專家，也培養(yǎng)了一代又一代元史的學者。
　　1929年，祖父兼任北平師范大學史學系的主任，他當年的學生柴德賡，1959年回憶說：“陳老師深以中國史學不發(fā)達為憾，他經(jīng)常說，日本史學家寄一部新的著作來，無異一炮打在我的書桌上，所以他就更加努力鉆研?！焙髞聿竦沦s繼承了我祖父的學術(shù)，在歷史學和教學上都有很大貢獻。
　　“九一八”事變以后，日本除了占領東北以外，步步進逼華北，日本軍隊就在通縣打炮練習。通縣離北京大學所在的沙灘不算太遠，所以當時日本兵在通縣練習的炮火聲他們在北大上課都聽得見。那個時候祖父是北大的名譽教授，而且教課，所以有學生就請他就時局發(fā)表意見。他一般很少在課堂上發(fā)表這類意見，但這次破例了。他的學生朱海濤后來回憶，陳垣先生當時說：“一個國家是從多方面發(fā)展起來的，一個國家的地位是從各方面的成就累積的。我們必須從各方面，就著各個所干的努力和人家比。我們的軍人要比人家的軍人好，我們的商人要比人家的商人好，我們的學生要比人家的學生好，我們是干史學的，就當處心積慮在史學上壓倒人家?！?br>　　從1922年到1933年的11年中，祖父在不同的學校跟不同的學生都反復強調(diào)要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并且對他們后來的研究產(chǎn)生了重大的影響。
　　要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老師們當然更要率先垂范，創(chuàng)作出有世界水平的學術(shù)著作來。祖父在宗教史、元史、歷史文獻學的許多著作，確實達到了很高水平，為他贏得了世界級學者的聲譽。這些著作有許多發(fā)表在胡適主持的北京大學 《國學季刊》和傅斯年主持的《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上。
　　我覺得有一個有趣而且值得研究的問題，既然是要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當然首先應該了解歐洲和日本漢學研究的情況，所以胡、陳、傅等人都有長期留學歐、美、日的經(jīng)歷。祖父只是兩次短期訪問過日本，他可以說是土生土長、自學成才的學者。為什么他的著作很快就得到中外學術(shù)界的尊重？我想，這同他一開始就有廣闊的學術(shù)視野，關(guān)注國際學術(shù)動態(tài)有關(guān)。我看到的他請人翻譯的日本學術(shù)著作，就達數(shù)十萬字，上面還有他的不少批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