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2月22日《大公報》載有錢鐘書一文，題目為《約德的自傳》。內中有句云“約德先生卻動不動便捋著馬克思式的大胡子，帶嗔帶笑地說…….”隨后又有一句“造成這個現(xiàn)象者有三個因素：心理學、行為學和馬克思主義”。錢鐘書的馬克思情結興許濫觴于是。
　　三年以后即1935年1月5日，《人世間》第十九期載錢鐘書一文，題目為《馬克思傳》，內中寫道：“書看得太少了，又趕不上這個善產的時代，1934年大作早已上市，自己還在看1933甚至1393的東西，只記得幾天前看到一本馬克思傳（E.F.Carr:Karl2Marx,2A7Study2in7Fanaticism,7Dent7&2Son），頗有興味，倒確是今年出版的。妙在不是一本拍馬的書，寫他不通世故，善于得罪朋友，孩子氣十足，絕不像我們理想中的大胡子。又分析他思想包含英法德成分為多，絕無猶太臭味，極為新穎。似乎值得介紹給幾個好朋友看。”寥寥數(shù)語折射出錢鐘書對馬克思的情結正在進一步加深。錢氏撰此二文時，尚不及而立之年，其才學膽識由此可睹一斑。1935年9月，錢鐘書攜楊絳赴英國牛津大學留學。郵船甫抵倫敦，錢鐘書直奔藏書多達六百萬冊的大英博物館觀瞻游覽，興許他還在馬克思曾經博覽群書的座位旁流連忘返呢。此時此刻，他心中的那種馬克思情結說不定又平添了幾分。
　　不過從那以后，錢鐘書為寫作《談藝錄》和創(chuàng)作《圍城》所累，新中國成立之后，又肩負翻譯《毛澤東選集》和《毛澤東詩詞》的重任，因此馬克思便很少直接在他的著述中出現(xiàn)。直到1972年，錢氏從河南五七干校返回北京著手撰寫《管錐編》時，才將睽違了三十余載的馬克思重新展示于筆端。1977年，胡喬木首次拜訪剛剛遷入三里河新居的錢鐘書，請教他關于馬克思說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的具體表述。錢鐘書立馬搬出厚厚一迭《管錐編》手稿，翻開其中一頁對胡喬木說：“馬克思所謂宗教乃人民對實際困苦之抗議，不啻為人民之鴉片?！辈⒆终粓A地讀出附在括號里相關的德文原文die7Protestation7gegen7das7wirkliche7Elend,7das7Opi-umPdes7Volks。隨后又指出：雖然一些詩人、小說家和哲學家有過類似的說法，但“要推馬克思語為最明快”。胡喬木一邊仔細傾聽，一邊連連點頭說：老同學博覽古今中外，真是胸藏萬卷??！不久，胡喬木責令中華書局迅速將錢鐘書的這部巨制以繁體字印出。
　　與此同時，錢鐘書還將自己對馬克思的情結延伸到馬克思的摯友恩格斯。如在《管錐編》第225頁、265頁、1541頁中，錢鐘書一再提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述《共產黨宣言》、《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等。又如在《談藝錄》1986年補訂本第439頁中稱“恩格斯詮黑格爾所謂‘自由即規(guī)律之認識’”等等。
　　顯而易見，錢鐘書從青春年少到兩鬢斑白，一直擁有一種馬克思情結。錢氏為什么會擁有這種情結？思之再三，竊以為最主要的原因乃是錢鐘書不僅和眾多國人一樣，將馬克思視為革命導師，同時也將馬克思看作一位了不起的學問家，而且他很可能覺得自己在治學上與這位老前輩頗有些心心相印。比如，馬克思學識廣博，對哲學、史學、文學、美學、邏輯學等均有所涉獵，且造詣頗深，錢鐘書亦有這些方面的愛好。又比如，馬克思懂十多種外語，能暢通無阻地進行閱讀，錢鐘書亦懂得好些門歐洲語言。再比如，馬克思勤于著述，一生筆耕不輟，且碩果累累，錢鐘書亦是追模于后，有所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