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館（曲阜校區(qū)）


　　今日的圖書館服務設施完善，服務手段先進，網(wǎng)絡利用充分，已成為山東省最重要的文獻信息服務中心之一，是省內(nèi)外頗有影響的高校圖書館。兩校區(qū)館藏紙質(zhì)文獻57.5萬種、273萬冊，中外文大型數(shù)據(jù)庫平臺49個，院所資料室藏書80余萬冊，另有大量的多媒體文獻；數(shù)字資源量不斷取得穩(wěn)步增長，電子圖書200余萬冊……


　　1960年金秋，是我人生的轉(zhuǎn)折點———我作為一名調(diào)干生考入曲阜師范學院 （以下稱曲園）漢語言文學專業(yè)，成了正式的大學本科生。
　　有別于其他同學的是，我已成家，有后顧之憂，然而，我卻享受調(diào)干待遇，這就逐步消解了我的內(nèi)心憂慮，可以專心致志地轉(zhuǎn)向以學習為主的人生軌道。雖然剛?cè)雽W，有些同學不滿于學校建在農(nóng)村或者不滿于曲園在全國大學所處的層次或者不滿于未來當老師，但是這些思想情緒并沒有影響或動搖我扎根曲園苦學四年的堅定信念。至于在大學里怎樣學、學成什么樣、是成小材還是成大材、是當個中學老師還是大學老師、是做個一般學者還是有名學者？
　　這些問號幾乎每晚都縈繞于我的腦海中，思慮過度便出現(xiàn)了一個個夢境，而合乎我理想的夢則是將來當個學有專長的大學教師或名副其實的學者。在當時的政治背景下，我這個“成名成家”的夢是不能外揚的，只能隱于腦際深層，否則就要被扣上“只專不紅”的政治帽子。幸運的是，曲園的政治環(huán)境比較寬松，“階級斗爭”
　　的弦繃得不十分緊，為我的圓夢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條件；特別是各位老師的言傳身教和同學們的親切關愛，使我在曲園這座神圣的“傳道、授業(yè)、解惑”的教書育人殿堂，虔誠無邪地苦修深研了四載，有所頓悟亦大有收獲，為我的“夢想成真”奠定了堅實的思想、知識、學問基礎。1964年大學畢業(yè)，我果真分配到山東師范學院中文系從研執(zhí)教?！拔母铩?0年雖然遭受反智主義政治思潮的摧殘，延緩了“夢想成真”的進程，但是改革開放以來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的強烈光芒卻射進了教育領域和學術陣地，迎來一個又一個教育春天或?qū)W術春天。伴隨著時代的步伐，我一步一個臺階地“夢想成真”。
　　追根溯源，我在曲園悄然確立的夢想能夠于人生之旅變成“真”的現(xiàn)實，首先歸功于曲園這片沃土對我的培育，歸功于老師們的精心教導。這不是套話，而是我的肺腑之言，是我的深切感受?？梢院敛豢滹椀卣f，曲園是我的教育生命之源，學術生命之根。
　　進大學前，我已工作9年，既有在鄉(xiāng)村學校教書育人的經(jīng)驗體會，又有在縣教育局教研室研究教學的理性認知，深曉獲取知識、掌握知識對于實現(xiàn)教師夢或?qū)W者夢的重要性與迫切性。當個空頭政治家可以非智或反智，而做教師當學者則必須具有如饑似渴的求知欲望和通過各種途徑汲取知識的自覺性；因為知識對于教師或?qū)W者來說就是其質(zhì)的規(guī)定性，掌握知識的多少或深淺則能判定其是哪個層次的教師或哪種類型的學者?；谶@種體認，入曲園后我便積極探索求知的明渠暗道，使包括中文專業(yè)在內(nèi)的人文社會科學知識源源不斷地涌進我的知識裝置，滿足我的求知欲望，充實我的知識結(jié)構。誠然，我的知識裝置進大學前并非空空蕩蕩，內(nèi)有不少的人文貨色；但這些貨色缺乏邏輯的系統(tǒng)性與真知的科學性，處于一種零散化、碎片化狀態(tài)，亟需系統(tǒng)的梳理和辯偽的整合，更需拓展、豐富與深化。因此，正是曲園為我四年的求知獲知提供了三條主渠道：一是老師們啟發(fā)式的課堂講授。我們60級三個班150多人，擁擠在西聯(lián)大教室，盡管當時正值三年困難時期，“瓜菜代”的生活難以填飽肚子，然而老師們卻忍受著饑饉，精神飽滿一絲一茍地給同學們授課。中青年老師是授課的主力，講課激情勃發(fā)、思路清晰、有條不紊、生動有趣、發(fā)人深思、促人聯(lián)想；老教師年過花甲或已屆古稀，講起課來有的則深刻扎實、言必有據(jù)，有的則見解新穎、分析透辟，有的則沉思穩(wěn)健、邏輯嚴密。但是，老師們的講授即使再深切再豐實，所傳授的知識總是有限的；老師們的最大功勞在于給我們打開一個個無限豐富的知識領域，并引領我們進入古今中外以文學為文本構筑的人文知識世界。對于大學所開設的專業(yè)課或非專業(yè)課，都有一個獨立的知識系統(tǒng)，且與我的知識裝置原存的知識相契合，因而使我對每門課的知識體系均有獵奇心理。
　　不過使我最感興趣的卻是文藝學、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世界文學、古代漢語、哲學等。通過課堂教學，我不僅初步掌握了中外文藝學、古今文學史、域外文學史、古今漢語等知識系統(tǒng)，而且能從方法論的高度運用哲學知識來統(tǒng)攝人文各學科的知識體系。
　　課堂教學是一門藝術，曲師中文系的授課老師對此頗有研究，用之于教學實踐卓有成效，給我印象最深的有：文藝學教學經(jīng)常開展民主討論，對于一些有爭議的問題如文藝的階級性、文藝與政治的關系、文藝與世界觀的關系等，師生可以平等對話，各抒己見，相互爭鳴，追求真理。古代文學教學進行學術競爭，教師爭雄擺擂臺，給我啟示最大的是“孫胡打擂”
　?。▽W生評說）；即孫老師主講《三國演義》，胡老師主講 《紅樓夢》，兩位老師都發(fā)揮了學術潛力，講課各有千秋，相比較而言，胡老師講得更好，創(chuàng)新力度大且有文彩———這番擂臺賽倒是真的讓學生獲益匪淺。
　　二是老師們的及時輔導。從課堂教學獲取知識固然重要，但課后的有質(zhì)量的隨機輔導，卻是破疑解惑的重要補課環(huán)節(jié)，它也是求知的主渠道。因為課堂上老師所傳授的知識并不完整也不全面更不系統(tǒng)，只能講重中之重、要者之要，或者老師研究所得、興趣所至；而知識的系統(tǒng)性或完整性甚至一些老大難問題，則有待老師們在輔導課上解決。所以曲園中文系的授課老師特別重視集體輔導或個別輔導，而這種輔導既有明確的針對性又能做到因材施教。它不是對課堂內(nèi)容的重復，而是對已授知識的深化細化或系統(tǒng)化條理化，經(jīng)過輔導并能啟發(fā)學生對所學知識舉一反三、觸類旁通。老師的輔導課，我是每課必到、每到必問，即使人多插不上嘴我也是認真聽細心想；尤其老師在課堂上不能講或者不敢講的人文知識，更能開啟智慧之門。古代文學的楚辭《離騷》的輔導課，老師為學生提供多種串講或注釋版本，直至把這首詩的字詞語句、篇章結(jié)構、思想意蘊、美學風格以及在文學史的地位完全弄懂，老師方感盡到責任。至于唐詩宋詞、明清小說的輔導，老師們除了把自己的研究所得全盤托出，還將學術界的最新信息或新觀點介紹給同學，這不僅活躍了學生的學術思想也更新了學生的知識結(jié)構。至今想起燕老師的古漢語輔導課，我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那是一個風雪交加的晚上，我認為燕老師不可能頂風冒雪到教室輔導了，但我到了教室一看，燕老師的周圍早己坐滿了同學，只聽到燕老師結(jié)合范文分析，反復闡釋古漢語的特殊語法規(guī)律，不間斷地輔導3個小時。這種誨人不倦的精神深深感動了我，終生難以忘卻。
　　三是通過有計劃的自學更是獲取知識的主渠道。俗語說得好：“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崩蠋煹恼n堂教學與課后輔導，開啟了人文科學的各種知識的系統(tǒng)之門，并引領學生層層深入地走進了學問的堂奧，以敏銳的科學思維方法去破譯人生的真諦和人性的密碼。雖然老師對于學生進入知識之門的引導或誘發(fā)極為重要，但是如果學生缺乏主體意識，或者沒有良好的文化生態(tài)與生存條件，即使老師引領我們跨進知識之門也不可能走遠，甚至空手而歸。就我的感受，曲阜師院在“三年經(jīng)濟困難”時期是千方百計地來維持學生的溫飽，哪怕“瓜菜代”也要讓學生填滿肚子，若是真正胃口大、想多吃，那既可以到學校周圍的農(nóng)田去刨挖殘留的地瓜根或胡蘿卜，又可以在校門口從農(nóng)民的提籃里買幾個菜團或熟地瓜。這種難得的物質(zhì)生存條件，確保了絕大多數(shù)同學遠離“水腫病”，能有健康的體魄支撐同學們持久地自學。特別是政治文化生態(tài)比較平穩(wěn)寧靜，似乎“階級斗爭”的風浪并沒有在曲園掀起潮頭，即使在報紙上見到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這樣的口號，在曲園也嗅不到“政治運動”的火藥味，師生們可以在“休養(yǎng)生息”的安靜氣氛中教授或?qū)W習；即使是在“三年經(jīng)濟困難”時期，“教育與生產(chǎn)勞動相結(jié)合”的教育方針也沒有過度的渲染與夸張的貫徹，這種政治文化生態(tài)有利于專心致志地坦然無憂地在圖書館里自學專業(yè)知識。從地域環(huán)境來看，曲園建在儒家文化的發(fā)祥地，流傳了2500多年的孔學凝聚于孔府孔廟孔林，這可視為儒家文化的三座豐碑或?qū)殠?；當年在曲園求學時可以不花一分錢自由自愿地去逛“三孔”去體驗“三孔”，站在孔子像前既可以虔誠地接受儒家文化知識，也可以心存懷疑甚至拒斥孔子的文化思想，春暖花開的季節(jié)可以手捧《論語》在孔墓前大聲朗誦或默讀沉思，炎熱的夏天也可以在節(jié)假日懷揣《桃花扇》躺在孔尚任墓前的供桌上欣賞李香君與侯方域的愛情故事，這真是得天獨厚的校外自學環(huán)境，能夠真正接上儒家文化滲透的地氣。
　　在上世紀60年代的特殊時期，并不是全國所有大學都具有曲阜師院這樣的生存環(huán)境與文化生態(tài)，也不是所有的同學都能抓住這個歷史的良機來實現(xiàn)“自我設計”。我之所以在曲園的獨有生態(tài)中沒有虛度四年，通過自學以更多的人文知識來武裝自己充實自己，除了感謝老師們的親自引導與具體指點外，我盡量做到四個堅持：其一，堅持自學的恒久性。“學海無邊苦作舟”，這句俗語道出個真理，沒有持之以恒的吃苦精神是進不了學海的，即使進了學海也是在淺灘洗洗腳，不可能在學海里學會游泳，更不可能撈到深海的珍寶。當時曲園圖書館的藏書雖然不如全國那些老圖書館那么豐盈，但也是個不可小視的書海，因此在圖書館“泡”久了，從書架翻檢自學用的書，埋頭書案讀完了想看的書，眼發(fā)澀，頭發(fā)脹、頸發(fā)酸、腰背痛，真是苦不堪言，這時最容易“打退堂鼓”。必須咬著牙堅持下去，久而久之養(yǎng)成自學習慣，便會體驗到“自學苦中有樂，且其樂無窮”。我的自學習慣就是在曲園養(yǎng)成的，終生受益，自學已是我生命的必修課，惟有自覺地堅持自學，生命方有不竭的活力。其二，堅持自學的系統(tǒng)性。野路上的自學可以隨意而學，想學什么就學什么，可以零打碎敲地亂讀書；但是在學院中的自學必須重視知識的系統(tǒng)性或體系性，它是老師課堂講授知識的承續(xù)與拓展、補充與深化。受時空的限制，各門課知識的傳授，老師不可能通過課堂教學，把一個或多個知識系統(tǒng)講得那么深透與完整，因此學生必須經(jīng)過自學予以補遺和完善。在自學過程中，應做好兩個對照：一是把老師授課的記錄與指定教材加以對照，以教材的系統(tǒng)知識來補充老師講授的遺漏或刪節(jié)，以記錄來充實或更新教材的系統(tǒng)性；二是將學術界新的研究成果或?qū)W術水平較高的全國統(tǒng)用教材與老師的講授或指定教材相對照，以前者來充實后者的知識量或提升后者的學術質(zhì)量。在曲園我曾這樣自學過，深感收獲頗豐。其三，堅持自學的選擇性。文學知識的豐富性、深邃性、創(chuàng)新性主要不是來自文學的運動形態(tài)和理論形態(tài)，而是源于它的文學創(chuàng)作形態(tài)；但是古今中外的文學創(chuàng)作又是浩如瀚海，大學四年一個人的精力再充沛、自學時間擠出再多，也閱讀不了太多的文學作品，所以只能有選擇地系統(tǒng)閱讀。我是對中外文學史上的經(jīng)典文本必讀，哪怕利用節(jié)假日或者少睡眠也要把具有代表性的經(jīng)典作品精讀一遍，至于哪些一般化的文學作品只要有點特色我也瀏覽；特別是從我當時的興趣出發(fā)，一是選擇了中國古代的田園山水詩，把它系統(tǒng)地讀完，深感它是古代詩歌的審美精華，符合我的審美情趣，二是選擇了中外情愛文學，也是比較系統(tǒng)地閱讀一遍，深感情愛文學最具有人性深度與藝術魅力。正由于有選擇地系統(tǒng)閱讀了不少田園山水詩和中外情愛文學，有了深切的審美感受和扎實的知識儲備，所以上世紀90年代我申報了“中國山水詩研究”與“中國情愛文學研究”兩個課題，并編著成書而正式出版。其四，堅持自學的貫通性。學習主體在不同的渠道通過自學所汲取的知識，只有融會貫通才能獲得真正的系統(tǒng)把握和整體理解，既能摸清各個知識系統(tǒng)之間的聯(lián)系性又能認清它們之間的差異性，尤其能通曉語言文學各個子知識系統(tǒng)與人文社會科學知識這個總系統(tǒng)的關系。但是，要融通各個知識系統(tǒng)的關系并不容易，它要求自學主體具有發(fā)散思維與收斂思維相互為用的學術性格，進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反復探索與深思熟慮，以抓住各知識系統(tǒng)的表層結(jié)構與深層結(jié)構的關聯(lián)。例如：在自學過程中，要貫通古今文學或中外文學史的關系，我是選擇五四文學作為縱橫價值座標或古今中外文學關聯(lián)的聚焦點，并在曲師圖書館瀏覽了《新青年》，托人借讀了《胡適文存》和《藏暉室劄記》，一方面使我初步通曉了古今中外文學的某些聯(lián)系，同時對王瑤、劉綬松編著的中國新文學史有關五四文學書寫的真實性卻產(chǎn)生疑惑，這為我1980年代初重新研讀五四文學埋下伏線。
　　在曲園求學深造四年，上述三個主渠道卓有成效地更新了我的知識裝置，豐富了我的知識結(jié)構，開拓了我的學術視野，優(yōu)化了我的理論思維，堅定了我終生從研執(zhí)教的信念；尤其使我深刻地認識到，要成為一個 “好教師”或“真學者”，不僅應把學術研究、教書育人當成其生存方式或價值根基，具有一種自覺的奉獻精神，而且應視為學術而學術、為教書而育人是人生的天職，見到發(fā)財之道不動心，聽到官場升遷不走神，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執(zhí)教治學橋，只要在教書或科研中能發(fā)出歷史的真言與個人的真聲，使我在曲園“夢想成真”，那我就心滿意足了。
　　經(jīng)過“文革”10年的歷史曲折，終于迎來了改革開放的大好時代，曲園賦予我的知識才能在山東師范大學的教學實踐和科研實踐中已開花結(jié)果：公開出版了30多部學術著作，在《中國社會科學》《文學評論》等重要刊物上發(fā)表了200多篇論文，榮獲國家級和省部級教學優(yōu)秀成果獎和人文社科優(yōu)秀成果獎 30多項———這標志著我在曲園的“夢想成真”。2003年，我被評為首屆國家級教學名師，山東師范大學為我舉辦了一個 “執(zhí)教50周年暨榮獲國家名師”的慶祝大會，母校曲阜師范大學的校長、文學院院長以及當年的授課老師魏紹馨教授、政治輔導員于占德廳長等前來祝賀，使我深切地感受到：母校曲阜師大對于其培養(yǎng)的弟子是關愛一生的，是激勵一生、負責一生、護佑一生的！
要成為一個“好教師”或“真學者”，不僅應把學術研究、教書育人當成其生存方式或價值根基，具有一種自覺的奉獻精神，而且應視為學術而學術、為教書而育人是人生的天職，見到發(fā)財之道不動心，聽到官場升遷不走神，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執(zhí)教治學橋，只要在教書或科研中能發(fā)出歷史的真言與個人的真聲，使我在曲園“夢想成真”，那我就心滿意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