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山大與我校合并時，我正在索馬里。聽到這個消息，我非常高興和激動，原因有二：一是覺得我校升格了，牌子硬了。
　　二是覺得我能和仰慕已久的山東英語界名流（如黃嘉德、張健等先生）成為同事，可以有機會向他們學習。
　　人都說“往事如煙”，但在我看來，與山大合校的那段歲月并不如煙。40多年來，許多往事一直盤旋于腦際，令我至今難以忘懷?，F(xiàn)將往事略作回憶，以奉獻讀者。
師資力量
與山大合并后，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兩個系的師資力量懸殊較大。山大師資力量雄厚，老教師中有像黃嘉德教授和張健教授這樣全國聞名的學者。黃先生1931年以優(yōu)異成績畢業(yè)于上海圣約翰大學，后留校任教，是外文系教授，并曾任該校文學院院長。他于1948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文學碩士，曾與林語堂先生合作創(chuàng)辦《西風》雜志，是國內(nèi)著名的蕭伯納研究專家，著述甚豐。張先生畢業(yè)于南京大學，是英語界泰斗級前輩范存忠教授的高足，畢業(yè)后留校給范老做助教。他是“文革”前的山大外文系主任，是著名英國小說《格列佛游記》的翻譯者。山大的年輕教師大多是畢業(yè)于國內(nèi)名牌大學的五年制本科生，如北外、上外、南京大學、復旦和山大等，而且還有英國留學的。反觀我系年輕教師則多是山師和本校畢業(yè)的三年制本科生。山大的年輕教師大多基本功扎實，文學功底深厚。如李玉陳老師，他是北外的高材生，“聽說讀寫”樣樣內(nèi)行，而且詞匯量極大，是大家公認的“小天才”，就連“土坯”（adobe）這樣極其生僻的單詞他也能張口就來，令我自嘆弗如。還有一個簡單的事實可說明兩系師資之差異：山大的教師均會打字，且技術(shù)嫻熟，速度很快。而我系教師幾乎無一人會此“絕活”，因為我系只有一臺打字機，專供打字員使用，教師根本沒有機會學習打字。因此，年輕教師不會打字也在情理之中。
　　另外，當時英語專業(yè)受上級委托負責翻譯《加拿大史》，由張健先生任組長，其成員皆為山大教師。單從這一明顯的分工，其個中緣由則不言而喻。
　　與山大合校后，我深感兩系教師在學術(shù)和業(yè)務的深入研究上存在著較大的差異。早晨起床后和下午課后時間，我校年輕教師大都在操場上活動，但我很少看到山大年輕教師的身影，因為他們都在宿舍里讀書。如英語專業(yè)的李玉陳老師，我從來沒有看到他參加過任何體育活動。還有董元驥老師，他是上外的高材生，還是上外男子跳高記錄的保持者，但我也很少看到他出來活動，總見他下課后就坐在宿舍里，抽著煙、喝著茶、抱讀一本厚厚的英文版《戰(zhàn)爭與和平》，而且還不時地做卡片。我問他做卡片干什么，他告訴我說，他打算編一本漢英詞典。還有俄語專業(yè)的葉瑞安老師，他是北外的研究生，是當時俄語專業(yè)年輕教師中的佼佼者，但我卻見他每天早晨起床后都在宿舍朗讀英語。當時我很納悶，心想，你的俄語這么好，干嗎還讀英語呢？現(xiàn)在看來，這大概就是兩系教師在學術(shù)思維和業(yè)務鉆研上的差距。
　　兩校合并后，山大對我校的影響不只是在學術(shù)和業(yè)務的鉆研上，政治學習上也有影響。星期三下午原本是我校教職工雷打不動的政治學習時間，但山大搬來之后，感到這一規(guī)定很奇怪，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這一說。于是兩校合并后，這一規(guī)定就“壽終正寢”了。及至山大搬回濟南后，該規(guī)定再也沒有復活。
學員印象
1971年山大招收了第一屆工農(nóng)兵學員。外文系共招了大約200名學員，分英語、俄語和日語三個專業(yè)。
　　回國后我很快就參加了教學工作。一接觸學員，有兩件事使我感到很新奇。一是傳統(tǒng)的“外文系”不叫“外文系”，而叫什么不倫不類的“外文大隊”。當時我還納悶，為什么叫這么一個奇怪的名字，直到最近讀了黃清源教授的文章才明白是“山大學抗大”，故把“系”稱作“大隊”，專業(yè)稱作“連”（如“英語連”）。當時外文大隊的政委是山大的“38式”干部何畏，大隊長是我校的許少可。
　　另一件事更是讓人匪夷所思，外文大隊實行男女分班，這在全校是“獨此一家，別無分店”，真不知道當時的領(lǐng)導是怎么想的。我當時教的是五班（這是一個男生班），和山大的秦彼得先生合作。第二年我教的是一個女生班，與山大的壯志偉女士合作。壯志偉女士是復旦大學五年制的本科畢業(yè)生，其業(yè)務水平和講課效果都很好，深受學生的喜愛。然而，在山大近40年的執(zhí)教生涯中，她一直執(zhí)教一年級直到退休（注：據(jù)說北大英語系的張祥保教授也是終生執(zhí)教一年級）。竊以為，國內(nèi)名牌大學這種特別重視基礎教學的辦學理念確實值得深思。
　　回憶往事，給我印象最深的是當時工農(nóng)兵學員的文化水平參差不齊，知識閱歷寬窄不一。造成這一事實的原因是，當時的學員是按照名額由工廠、農(nóng)村和部隊的基層單位根據(jù)青年人的出身和政治表現(xiàn)選拔推薦的，并沒有經(jīng)過文化考試。記得有一次課間時間，我看到一位同學好像在地圖上尋找什么，于是走過去問她在找什么， 她的回答差點把我“雷倒”：“老師，‘華僑’在哪里？”還有，我班一位女同學竟然不知道國慶節(jié)是在哪一天。另外，我還親自聽一位老師說過這樣兩件事：在某大學，一位學生在填入學報到表時竟然在“政治面貌”一欄里寫下了“瓜子臉”。還有一位同學看完電影《列寧在十月》后不解地問老師：“老師，你說當時列寧那么忙，他怎么還有時間演電影呢？”（注：本段部分內(nèi)容摘自拙文《風雨滄桑執(zhí)教路》，2011年1月15日《曲阜師大報》）。
　　我對當時學員的第二個比較深刻的印象是他們中有不少高干子女，且大多來自部隊。如開國少將、濟南軍區(qū)副司令員鄭三生之女（注：據(jù)說在1969年黨的“九大”會議上，毛澤東主席見到鄭三生，握住他的手說：“見到你真是‘三生有幸’??！”此語真乃妙句，它把“毛式幽默”發(fā)揮得淋漓盡致：是毛澤東“三生有幸”，還是鄭三生“三生有幸”？亦或兼而有之）、國家體委副主任于步血之女、農(nóng)業(yè)部長（原陜西省委書記）霍士廉之女、濟南軍區(qū)政治部主任、濟南市“革委會主任”（注：相當于現(xiàn)在的濟南市長）許洪云之女、華東師范大學黨委書記之女、山東大學“革委會主任”（注：相當于現(xiàn)在的校長）張國忠之女、德州地委書記趙國棟之女、外貿(mào)部司長王斌之女、我駐喀麥隆大使（后任上海市委副書記、副市長）趙行志之子等。這些學員大多見多識廣，文化基礎也較好。他們雖然出身高干家庭，但處事卻十分低調(diào)，不像現(xiàn)在某些“年輕闊少”，父輩不過是個縣處級“芝麻官”，卻自命不凡。每當闖禍時，非但不知認錯，反而恬不知恥地自報家門“我爸是李剛！”另外，這些高干子女大多有較好的修養(yǎng)，穿著樸實、尊敬師長，團結(jié)同學，絲毫沒有高干子女的優(yōu)越感，更無現(xiàn)在某些“官二代”那種令人深惡痛絕的傲氣與霸氣。（未完待續(x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