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戰(zhàn)役結束以后，我們回到公路線上過冬，同時也為下一次進軍邊壩做好一切準備。1960年春末夏初，積雪開始融化，我們又開始向新的地區(qū)進軍，去清除那里的殘匪。我們從駐地出發(fā)，預計一周左右的時間可以到達目的地。一天又是爬冰臥雪，一見到那些高山雪原就畏懼三分。但明知山有虎，也得向虎山行。這是軍人的職責，再苦再累也要勇敢面對。就在部隊行進的第三天，我團1營有不少戰(zhàn)士在爬雪山時凍傷，有的傷情較重，已無法隨部隊前進。因在前行途中隨時都有與叛匪遭遇的可能，總不能抬著傷員去打仗吧。若要將傷員送到公路線上，又要幾天時間。還要派大量的人員護送。當時哪有這樣的兵力去護送傷員?在傷員又不能隨部隊前進，也不能后送這千鈞一發(fā)之際，我們只能將他們就地醫(yī)治，等視戰(zhàn)事進展情況再做處理。
　　當時團里決定，將7名重傷員暫留在一個叫“三龍宗”的寺院里，由我負責觀察治療。同時留一個班的兵力保護我們。這些傷員都是凍掉腳趾、腳掌、腳跟的，生活都不能自理。更困難的是，戰(zhàn)時醫(yī)務人員的小藥包內只帶有少量的急救藥品器械，要處治這些傷員極為困難。當時，藥品也無法補充，只有面對現(xiàn)實，自想辦法應對。唯一的辦法就是，利用寺院里的白色哈達，洗凈、煮沸消毒晾干，當紗布、繃帶使用。自制鹽水沖洗傷口。傷員天天換藥，紗布天天清洗、消毒再用。在那孤立無援的情況下，我們熬過了一周多。當時我最擔心的是傷員傷口感染，出現(xiàn)意外，無法交差，幸好可怕的事情沒有發(fā)生。十多天以后，部隊派人將傷員接走。能將傷員安全送走，這是我最大的安慰。
　　傷員送走以后，我又和一個班的警衛(wèi)戰(zhàn)士踏上了新的行程。這又是翻山越嶺的征程，有時爬一座山需要一天的時間，4天以后到達這次戰(zhàn)役的終點站：邊壩。此時，戰(zhàn)役已接近尾聲，大部分土匪已放下武器，向我軍投降。但要達到全殲的任務還十分艱巨，部隊還需要深入更遠的邊區(qū)去發(fā)動群眾，清除殘匪，收繳槍支，建立新的基層政權。
　　在那邊遠地區(qū)，平叛部隊面臨的最大難題是生活物資供應困難。有時靠牦牛運輸有點供不應求，偶爾也派飛機空投生活用品。部隊剛到邊壩時，白天是空軍為我軍空投生活用品，夜間則是境外敵對勢力向叛匪空投槍支彈藥，支持叛匪繼續(xù)與我軍作對。其實，這些槍支彈藥最后都落到了我軍手里。當時叛匪只顧逃命，根本沒有精力去撿回那些空投的槍支。這些撿來的編外槍支，最后都成了我們打獵的工具。因為當時科技水平有限，好多空投的物資和槍支都掉在大雪山上，無法撿回。
　　1960年9月，邊壩戰(zhàn)役結束以后，部隊利用這樣的戰(zhàn)斗間隙我團派十幾名干部到師所在地———林芝進行反右傾輪訓，使人們的思想能跟上新的形勢，從政治思想上與彭、黃劃清界限。從邊壩到林芝一般要4天時間，我也是參加這次輪訓人員之一。我們帶著帳篷出發(fā)，又是風餐露宿。在行軍的第二天，我們找到了一個避風處宿營。誰知就在這一天夜間就出現(xiàn)了不幸。這一天，大家都感到疲憊，都想早點休息，第二天才好繼續(xù)行軍。夜間大家都酣睡直到天明，并相互關照，叫大家快些起床收拾行裝，吃點干糧準備出發(fā)。與我同住一個帳篷的偵察參謀，叫他兩次都沒動靜，只好叫通訊員再叫。通訊員拉開他的被子，推他兩下都未見反應。等我去檢查時發(fā)現(xiàn)他早已停止了呼吸，再也無法與我們問行。其實，昨晚通訊員就與他睡在一個被窩里，一夜都未感到異常。事后推測，可能是夜間睡眠臥位不當，缺氧窒息而死。類似這樣的死亡，在高原地區(qū)已屢見不鮮。沒有被叛匪的冷槍打死，而被惡劣的自然氣候扼殺致死，真是令人痛心!在西藏平叛，既要與土匪作斗爭，又要應對自然氣候的挑戰(zhàn)。事后只有派人將死者的遺體用馬馱回出發(fā)地安葬。
　　20余日的整風輪訓結束，我們又回到團里，隨部隊向新的地區(qū)進軍。為了盡快完成平叛任務，這年冬天，我們預先準備好各種生活物資，就在戰(zhàn)區(qū)過冬，不讓叛匪有喘息的機會。直到1961年4月，西藏平叛告一段落，我又隨部隊調離西藏。在當時進藏容易出藏難的情況下，能有機會調離西藏也算是萬幸。更難得的是，當兵從四川出發(fā)，10多年的南征北戰(zhàn)，10多年以后又隨部隊調回四川駐軍，也算不易；親朋好友們都為我有此結局感到高興。同我們一起進藏的各大軍區(qū)醫(yī)務人員得知我們隨部隊調離西藏的消息，都向我們投來羨慕的眼光。但幾年以后，我又隨部隊調離四川，分別到滇、黔、豫駐軍，真是“好漢當兵，四海為家”!但當兵的就是這樣，在你沒有脫掉軍裝以前，誰也預料不到哪里才是你最后落腳的家!（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