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宇這部書以短短的二十余萬字的篇幅，勾畫了整個中國歷史長達數千年的全貌。雖短短的二十余萬字的篇幅，整個中國歷史長達數千年的全貌清晰可見。作者在序言里奠定研究的基調———大歷史，研究方法———歸納法，“利用歸納法將現有的史料高度的壓縮，先構成一個簡明而前后連貫的綱領，和西歐與美國史有了互相比較的幅度與層次，”然后去做進一步的研究。這種“大”歷史的著述方式，注重的是歷史本身相沿成型（即湯因比所說的文明類型）的狀描。作者跳出道德理念的洪流，以獨到的眼光分析歷史。下面從幾個方面談談我的一些心得。對“大歷史”的看法記得有位學者說過，我們不能改變歷史事實，但能改變對歷史的看法。大歷史（macro-history）是作者從宏觀角度研究歷史的新鮮稱謂。既為大歷史，那我們來看看作者的格局，或者說他的立身之所。他發(fā)表對現代史看法時寫道：“到目前為止，我們對蔣介石、毛澤東與鄧小平的看法亦無非出自個人之愛憎?？墒撬麄兇韽V大的群眾運動，所得的成果又大都已成為既成事實，不可逆轉，那我們就應當考慮這些群眾運動之積極性格及其前后連貫的出處，不能全以本人之恩怨當作歷史之轉折點了?！彼氡磉_的是研究歷史不能憑個人好惡，這是學風問題；看人物應從更高的社會的、進步的層面觀察，就是要跳出小圈子，在空中俯瞰大地，由此判斷出每個點于所在地區(qū)的重要性。從大歷史研究的深度看，因為求“大”，就不可能也沒有必要深化了，正如作者在第五章中講王莽時說：“好在我們以長時間、遠視界的立場研究歷史，用不著將他詳盡的傳記搬出?！?br>　　其次說說對大歷史的“大”的理解，我以為應該包含范圍大（囊括時間和空間）、胸襟大兩部分。范圍大，從作者對于上下幾千年的社會概述、中西對照，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了，不用贅述。胸襟大，要用非同尋常的尺度衡量中國歷史，要帶讀者親歷航行，暢游中國歷史長河，并發(fā)現新東西，大歷史之大、作者的心志之大可以想見；用寬闊的胸襟看歷史,當中國的歷史繼續(xù)到五胡亂華，十六國更迭頻仍，后人為中華領地分裂頻頻興嘆時，作者在第七章中說道:“殊不知破鏡終能重圓，假以時日，中國殘破的帝國仍能恢復原狀，而且發(fā)揚光大，不過需要一段長時間而已?！庇衷诘诎苏抡f道：“可是失望的階段，也是復興再造的機緣?！彼吹搅耸惺窃杏Ｍ?。對于民族問題，作者也有自己獨到的見解，當作者看到所謂的胡人夷人對重造中國帝制體系的實質貢獻時表示：為對他們表示敬意，我們應稱之為“非漢民族”或“少數民族”。（見第八章）這就是大歷史之所以為“大”的原因吧。大歷史的研究方法作者在序言就說到，“他（費正清）用演繹法，我用歸納法”，并談及寫大歷史，“自作者束發(fā)受教以來所誦習之文件均有影響，旁及于文理哲學報紙雜志”，這種大歷史是“因綜合歸納而成”的。大歷史的積極意義在于可以從整體把握歷史，先看到人物、事件的有利一面；但也有不細致的局限。寫宏觀歷史-大歷史，我覺得作者是在作畫，用炭筆勾勒出歷朝歷代、歷史人物的線條，雖粗略，但特色鮮明；就像現在一些漫畫家為名人作的肖像畫，酷似的程度讓人瞠目。即使并不完全像其本人，也能知道他們的不同，這樣，不僅節(jié)省了時間，還使人不能不承認他/她/它就是他/她/它。如寫商代時，指出“它的貴族婦女卻享有相當自由”，“商人好酒，興致高而活力充沛，他們殺人作祭祀，毫不感到罪惡”,“從事農業(yè)，卻仍保持著漁獵的傳統”,“甲骨文的書法，更是與中國文化一脈相傳”。幾筆帶過，雖然簡短，但這就是商代，人們是毋庸置疑的。
　　比較法:將不同朝代、不同人物進行橫向和縱向的對比，從一個新的視角發(fā)現背后隱藏的東西。第二章中，分析周同商的不同：繼承原則父子相傳取代了兄終弟及，信仰中的商人尚鬼有別于周代的祖先崇拜。第九章里，用楊堅“命令親信以賄賂引誘自己手下的官僚”邪佞者上鉤之事VS今日美國所謂的“敲詐行動”。又如，對于“封建制度”在歐洲與周代的不同給以闡釋，二者“相似處在精神方面，而不一定在實質?！边M而講出中國封建的特性。橫向比對，拿云岡、龍門和敦煌各處石窟的設計與幾乎同時代的法國亞眠和沙特兒教堂門前“石刻圣經”比照（見第八章），來說明“這些石窟看似各隨己意的構成，而無全面的設計，也缺乏統一的尺寸?！睆牟煌嵌妊芯浚缭诘诎苏轮小皬哪樧V論人物”在中國傳統戲劇中找尋歷史傳統，說明人物研究的尺度，在第六章中從畫像磚看漢代社會，由實物看當時的服飾、交通、娛樂活動、農業(yè)生產、商業(yè)。這些生動有趣鮮明的研究方法都是值得我們嘗試的。關于地理與歷史的關系大歷史中說，中國文化受地理條件的因果關系極深，當初期農作物受東亞大陸的土壤和氣候影響的時候，中國文化的因素就開始與當地居民結下不解緣，“中國文化為亞洲大陸產物”，“美國文化則離不開大西洋的傳統”（見第一章），“黃土地帶很可能是中國農業(yè)的發(fā)源地”（見第三章），并在第三章中一開始就說“易于耕種的纖細黃土、能帶來豐沛雨量的季候風，和時而潤澤大地、時而泛濫成災的黃河，是影響中國命運的三大因素。它們直接或間接地促使中國要采取中央集權式的、農業(yè)形態(tài)的官職體系。而紛擾的戰(zhàn)國能為秦所統一，無疑的，它們也是幕后的重要功臣”，“中國的團結出于自然力量的驅使”，“饑荒時拒絕糧食之接濟尤其可以成為戰(zhàn)爭的導火線”。其中從現在看不免有些夸大，但歷史上地理對文化、傳統、體制的影響是不可輕視的，從第二章中，“15英寸等雨線”———農業(yè)游牧分化———游牧對農業(yè)入侵———長城的修建———經濟受損———社會動蕩的鏈條中就可看出。疑 問把現在的新名詞、新術語強加給古代我認為是不必要的，尤其是在研究文化思想時，牽強附會是不好的。如書中第二章稱道家“有支持泛神主義、抒情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趨向”，要知道，老莊是不懂何謂“主義”的，道家思想的確有崇尚自由、無為而治的因素，但決不能把“XX主義”強加給它。第三章說楊朱時，拿他與西方時尚之“占有性的個人主義”比附，是否也有些牽強。理論問題是重要的，但不要把任何事物都與“主義”掛鉤。對法家的理解，書中第二章提到“中國的法家在整個社會需要團結與凝固的時候展開，因此不免留下了極壞的印象。通常他們支持獨裁者，以賞罰為不二要義，而這些獨裁者心目中的法律則不外軍法和戒嚴法”。法家思想是“法”、“術”、“勢”結合的治國方略。法是指健全法制，勢指的是君主的權勢，要獨掌軍政大權，術是指的駕御群臣、掌握政權、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統治者雖然重視“法”，但是當政權穩(wěn)定后，就會將重點轉向“術”、“勢”。當時不僅國家需要鞏固，并且在當時的中國以法立國立家都是不二法門，因為依法治國是統一的大中國鞏固和維護統治的最有效方式。法家為后來建立的中央集權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后來的漢朝繼承了秦朝的集權體制以及法律體制，這就是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法制主體。其影響是深遠的，即使“留下了極壞的印象”，也是給那些“不法者”留下的。法家極力“支持獨裁者”，是因為中國需要君主集權，事實證明，中國社會在此后發(fā)展得很好。
　　以上是我讀《中國大歷史》一書的一些收獲。與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