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若不是上個世紀60年代初的“老語言”而且是教師，大概很少有人知道，“文革”前北語除了“八大員”，還有“三大先生”，即王還先生、傅惟慈先生、李培元先生。當時，老師們見了他們?nèi)?，都以“先生”相稱；由于被稱作“先生”的只有他們?nèi)?，所以是“三大先生”，既表示他們當時年齡比其他老師都大，———雖然他們并不老，最長的王先生，也不到50歲———也表示對他們的景仰，論學問、事業(yè)之有成，在當時的教師中，他們是佼佼者。王先生是從40年代就開始教外國人漢語的前輩教師，而且曾在大名鼎鼎的英國劍橋任教，在西南聯(lián)大時還是朱德熙先生的英文老師。王先生在語法上多有建樹，所著《“把”字句和“被”字句》，影響很大；傅先生通曉多種語言,在當時已是頗有名氣的翻譯家；李先生從北大就在留學生班擔任教學領(lǐng)導工作，是個“大領(lǐng)導”?？傊?，在我這樣初出茅廬二十啷當歲的小青年眼里，他們對我們來說，簡直是高山仰止。
　　我對王先生的印象，是風度端莊。那時她戴一副金邊眼鏡，衣著總是那樣得體。夏天經(jīng)常穿一件細格的淺色旗袍，春秋天則喜歡穿西式套裝，冬天外面罩一件半短的呢料大衣。困難時期，她是教師中唯一的“糖豆階層”（即照顧高級干部和高級知識分子，每月供應他們?nèi)舾墒程桥c黃豆）?？墒俏覐呐杂^察，發(fā)現(xiàn)她并沒有架子。北外西院5號樓一層有一間教員休息室，有時課間休息，見她跟“老北大”（即從北大調(diào)進來的老師）們談笑風生，家長里短，無拘無束。
　　從外表看，傅先生有點不修邊幅，頭發(fā)總有些散亂，穿著也比較隨便。他騎車走路都很快，走路時總是看著地，目不斜視，所以給人的感覺是，他不是一個愛張揚的人。傅先生人很和氣，未曾開口先笑，好像嘴、眼，甚至鼻子都在對你笑。大約是在63年或者64年，我跟傅先生有過一點接觸。當時他應國際廣播電臺（RadioPeking）之請，編了一套對外廣播用的初級漢語講座的教材，一共三冊（每冊不足百頁）。校樣出來之后，不知什么原因他找了我?guī)椭?，他囑我要認真，不要遺漏。校對之后，我發(fā)現(xiàn)，只有排印的錯誤，而沒有原稿的錯誤，心里很佩服傅先生。后來，講座的英文播音腳本出來了，他又找到我，讓我?guī)退麑徸x英文。腳本是打字的，改得很亂。他說得好好看看，因為電臺的人英文雖然很好，還有外國專家把關(guān)，但他們并不熟悉漢語這一套，別鬧笑話。我記得看過之后，果然不出他所料，一些術(shù)語的翻譯，是套用英文的。如“聲母、韻母”與“輔音、元音”相混，“字”和“詞”不分等。還有些漢語的句子是意譯，形式上相差甚遠。這份教材，對傅先生來說，是“小菜一碟”，如今他自己也許都不記得了，但是通過這兩次給他“打下手”，我卻對他有了深刻的印象，感覺他是位認真的學者，無怪乎他的譯文那么為翻譯界和讀者所稱道呢。
　　李先生給人的印象是平易近人，說話、辦事十分嚴謹。他說起話來慢條斯理，但思路清晰，很少拖泥帶水?；蛟S因為在教育界呆長了，所以總是穿著得體、樸素、整潔，一副公教人員的打扮。我曾經(jīng)為了送一份什么材料，到他在北外東院的家去過一次，也是整整齊齊，窗明幾凈。
　　李先生可能由于長期搞教學管理工作，所以對語言教學界的一些新動態(tài)很敏感。五六十年代我國影印過一套很有影響的英語教材，叫EssentialEnglish（G.E.Eckersley編）,是用直接法的，其教師手冊中有一篇很長的前言，介紹直接法。有一次我跟他談起這篇前言，他很感興趣地聽我講完，說，“你能不能把它翻譯出來，讓大家都參考參考？”我同意了。譯完之后，他就交給教材科打印裝訂成冊，來華部教師人手一冊。
　　倏忽到了“文革”，三大先生無一幸免地受到不同程度的沖擊。王先生、傅先生的帽子是“反動學術(shù)權(quán)威”，李先生是三大先生中唯一的黨員中層領(lǐng)導干部，是不折不扣的 “走資派”，最突出的罪名之一就是身為共產(chǎn)黨員，竟被叫成 “先生”，這本身就說明在革命群眾的眼里他根本就不像個黨員。三位當中李先生和王先生受的沖擊最大，都受過人格的侮辱與皮肉之苦。游街批斗他們是逃不掉的。有兩件事我記得很清楚。一件是運動初期王先生被剪了“陰陽頭”，跪在職工食堂前邊的桌子上遭受學生的訓斥。另一件是，一次來華部在六樓二層大教室批斗李先生，他就某個問題作說明，剛說了沒兩句，就被打斷，說他狡辯，有人就從后邊抓住他的頭發(fā)用力把他死死地按在面前的乒乓球臺上。我看見他很痛苦地閉著眼睛，臉都皺了起來，一言未發(fā)。給我的印象是，三大先生當時除了必要的說明情況之外，他們反抗的武器只有保持沉默。不然，一“亂說亂動”，必挨批無疑。在茶淀“干?！睍r，李先生所在的班被派到火車站去卸車，一次休息的時候，李先生好像說了點什么下館子吃飯的事，就馬上被說成是用資產(chǎn)階級生活方式腐蝕革命群眾。這是我從大字報上看到的。
　　73年復校之后，傅先生仍留在外語系工作，再加上他住在城里，平時很少見面。但有時從報刊上看到他的大作或有關(guān)他的消息，知道他還在辛勤地筆耕。92年11月，有一天我在醫(yī)務室門口看見他還是那么匆匆地走著，只是背有點弓了。他還是那樣不太修邊幅，穿著一件舊呢大衣，戴一頂藏藍色的呢帽，挎著一個舊的布書包。見了我，他還是那樣未曾開言先自笑，對我說：“哎，我剛出了本書，送給你一本。”說著，從書包里掏出一冊，一邊簽名，一邊說：“小玩意兒，小玩意兒！”我感謝地接過來一看，是他的英國摯友、名作家格林的《尋找一個角色》。回家后我就一口氣讀完了這本書。書不長，一共才130頁，可是他為此書寫的譯后記竟有7頁之多。那天我跟他提到在報上看到他連載的關(guān)于各國錢幣的文章。他來了精神，說這是他新培養(yǎng)出來的愛好，已經(jīng)搜集到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qū)的硬幣，其中還有幾枚全世界都已經(jīng)很少的珍品。我說：“你不管干什么，都有一股認真勁兒?！彼χf：“業(yè)余愛好，業(yè)余愛好。不務正業(yè)?！?br>　　1999年第八屆國際漢語教學討論會在德國漢諾威舉行，傅先生也應邀出席。一天在會場后面公園里的一家露天燒烤店吃晚飯，我恰好跟他坐在一張桌子上。那天我是第一次見他穿西裝，打領(lǐng)帶。不過穿得也比較隨便。我們邊吃邊聊起來。他說他近幾年到處旅游。我問他是否參加旅游團。他說，不，參加旅游團沒意思，就一個人，專門找那些旅游團不到的地方去，發(fā)現(xiàn)了不少從來沒聽說過的古跡。說著他拿出厚厚的兩本相冊給我看，一一告訴我都是什么地方。他還給我講一個人旅游如何保護自己。他講了他的一次經(jīng)歷，我至今記得很清楚。說是他到過四川的一個小縣城，找到縣招待所住宿，招待所一共就5間房子，由一位老太太管著，住一晚只收兩塊錢。他感嘆地說：”那個地方，窮啊！”
　　這之后，就沒再跟他見過面了，前幾年聽說他被評為中國十大翻譯家之一，我想他是當之無愧的。再后來在《人物》雜志上讀到一篇他回憶梅蘭芳的公子梅紹武先生及他與梅先生之間的深厚友誼的文章，又在《隨筆》上讀到他寫的《我的俄羅斯情懷》和所附外一篇《記楊善荃老師》。讀了這篇文章，我才算了解了傅先生的身世和他豐富的內(nèi)心世界，以及他對師友的深厚誠摯的情感。文中有這樣一段話：”我的性格既有羞怯、懦弱的一面，有時又狂野不羈，膽大妄為。我既老實規(guī)矩，又富有冒險精神，做出些逾越常軌的事來。我柔順、服從，又有叛逆傾向，酷愛自由，總想自己掌握命運。這在上一世紀五六十年代是非常危險的。幸好我性格中柔順的一面制約著我，叫我沒有把腦子里的那些浪漫主義想法發(fā)揮出來。”直到此刻，我才似乎認識了傅先生，理解了傅先生。可是距離與他初次相識，已經(jīng)40余年了。
　　復校后，王先生繼續(xù)搞對外漢語教學，李先生繼續(xù)作教學管理工作。后來二位先生都到了編研部（后改為語言教學研究所）做領(lǐng)導工作。他們煥發(fā)青春，對對外漢語教學事業(yè)做了很多貢獻。
　　由于工作的關(guān)系，我與王、李二位先生有了較多的接觸，并逐漸地熟悉起來，因此我也就“放肆”起來，大膽地稱王先生“老太太”，稱李先生“李老漢”。他們默認了，聽到我這樣稱呼他們，他們都立即笑起來。
　　李先生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擔綱主持了《基礎(chǔ)漢語課本》系列教材的編寫。這套教材至今為對外漢語教學界所稱道，是一部里程碑式的教材，也是集對外漢語教學經(jīng)驗之大成之作。他曾經(jīng)半開玩笑地說，前邊有《基礎(chǔ)漢語》、《漢語課本》，我們這套教材連書名都體現(xiàn)了繼承性。這套書前幾年又出版了修訂本，也是李先生主持的。
　　我和“李老漢”相熟，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退休之后，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傍晚一起散步，天南地北，談天說地。我是老北京，他也諳熟舊京的掌故，聊起來非常投緣。
　　“老漢”關(guān)心時事，是離退休處閱覽室的“常委”，近幾年，他眼神不濟了，就天天拿著放大鏡看報。我想，要是能給他照張像，那一定是一個不錯的鏡頭。
　　王先生因為沒有那么多行政事務，主要精力都放在學術(shù)上，筆耕不輟。她主持了幾部辭書的編寫和現(xiàn)代漢語詞頻統(tǒng)計、對外漢語教學語法大綱研究等重大課題，成果累累。
　　“老太太”熱愛對外漢語教學事業(yè)，為著這一事業(yè)，她一生都在執(zhí)著地貢獻著。1987年，教師培訓班開班時，她給年輕教師講話，語重心長，充滿激情地諄諄囑咐，至今想來仍然讓人感動。
　　在語言大學，人們都說王先生是“沒有受污染的人”，有人說她“童心未泯”。她的率真，直來直去，快言快語，是出了名的。80年代我跟“老太太”常在一些會議上見面，特別是有一陣她跟我都參與評職稱的工作。誰都知道這是個很容易“得罪人”的事，可“老太太”在開會時，從來都是主持公正，有什么說什么，不繞圈子，不“打太極拳”。
　　她的《門外偶得集》是我在出版社任職時組的稿。開始時“老太太”謙虛，不肯出，無奈我死磨硬泡，她同意了，說：“那好吧?？赡惆迅遄诱沓鰜恚米屛铱纯??！睆拇?，她就經(jīng)常為這部稿子和《漢英雙解詞典》的事到我辦公室去。當時出版社在教3樓二層一上樓梯的“胡同”里，我的辦公室在最后一間。她總是一進“胡同”就聲音洪亮地喊起來：“魯健驥！魯健驥！”我聽到喊聲，就連忙跑出來“接駕”，把“老太太”讓進屋里。談完了正事，她并不立刻就走，還聊點閑篇兒。有一次，她去昆明開中國語言學會年會回來，就跟我說起了那里的見聞。她說四十幾年前，她跟夫君楊周翰在西南聯(lián)大教過書，對那里是有感情的，可是自從離開，從來沒再去過。正好這次在昆明開會，就想借這個機會故地重游。她特意去找他們住過的小竹樓，沒想到那幢小竹樓不但還在，而且還住著人。她語調(diào)沉重甚至有些感傷地說：“幾十年過去了，那房子已經(jīng)歪斜了，怎么還能住人呢？”
　　我發(fā)現(xiàn)，“老太太”是極重親情的人。她曾經(jīng)給我詳細地講過老伴楊周翰從得病到輾轉(zhuǎn)各地醫(yī)院看病直至去世的情況。同事們都看出來，老伴去世后，她的變化很大，整個像變了個人，那么開朗的人變得沉默寡言了。
　　她對朋友的感情也是非常深的。在朱德熙先生的追思會上，王先生作了《懷念老友朱德熙》的講話。在她講話的時候，聲音越來越低沉，講到“如今這一幕的兩個主角都永遠消失了，這值得留戀的傍晚一小時再也不會重演，只成了我永生難忘的美好回憶”時，她哽咽了。講完，她慢慢走下講臺。那一刻，場內(nèi)的空氣好像凝滯了，我聽到有人在抽泣。她講話結(jié)束之后好久，主持人才請下一位講話。
　　如今，“三大先生”都已屆耄耋之年，但是，他們始終在思索，始終在奉獻。王先生直到年近90還主持編寫了《現(xiàn)代漢語成語詞典》，最近知道，傅先生在85歲時出版了散文集《牌戲人生》，李先生則即將出版他對對外漢語教學的 “口述歷史”。
　　愿“三大先生”青春永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