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哲，這個名字于大多數(shù)人來說都是陌生的。我也一樣，某天圖書館書廊盡頭的回眸剎那，我看到了這么一本書———《藏北草原，我的羊皮襖》。藏北，我喜歡的地方，草原，也是。
　　就是這么結識曾哲的。心靈的感應僅僅源于對同一地域同一種生活的向往。
　　在曾哲的一生中，有不少可圈可點的地方，無論是他身上獨有的漂泊者的氣質，還是他那種不恃張揚、低調處世的人生哲學；他的文字質樸、干凈讓久陷低靡的消費文學中的人們品嘗到一絲返璞歸真的甘甜；而他在漂泊的驛站中的種種愛心，又不單單是義舉所能解釋的，這種愛心滲透著一種博愛、追求和諧的大氣。
　　因迷惘而漂泊1989年，曾哲背井離鄉(xiāng)，沿著西部邊疆從內蒙古一直走到廣西，西北西南十幾個省，走了1年零2個月。用他的話說，第一次出外漂泊，是去治愈心理和精神的苦悶。當然隨他一起流浪的還有他的文字。但是這一路上，寫書的計劃沒有按計劃進行。曾哲說：“看到生命在如此惡劣的環(huán)境下生存，寫作的意義便顯得沒那么重要了?！?br>　　如果說一個作家能夠忠實于自己的心靈的話，那么文學，即使是作為一件附屬品，也會隨之顯得誠實。曾哲在漂泊中不僅為自己找到了一個出口，也將自己在漂泊中磨礪出的特有氣質完整地融入了自己的文字。
　　《苗嶺的夏天》是我接觸到他的第一篇小說。在這篇小說中，曾哲對少數(shù)民族風俗習慣的尊重也給我意外的感動。
　　其中，寫到在展芒寨，村長為招待公家人決定殺一頭牛犢，阿江、阿陽卻因為耐不住蚊蟲的叮咬，而不顧村長苦苦挽留執(zhí)意離去的時候，“我心里悶悶的加了些歉意”，作者的這種歉意，并不是為阿江、阿陽的輕視與無禮，而是內心深處對于自己的光臨為展芒寨帶來的難堪與尷尬，說到底，是作者對邊地少數(shù)民族的人民、生活以及文化的關注與尊重。
　　這段描寫同時也打消了一直以來困惑著我的疑慮。曾哲何德何能，赤裸裸啥家什不帶，單憑一長肉塊上面頂著個圓肉球，就穿越山澗谷底，走訪20多個少數(shù)民族。憑啥？答案就兩個字：真誠。
　　作者心理和精神苦悶的真正解脫或許就在這一次次真誠地交往中。作者把漂泊過程中的結識分離形容為走進走出，作者走進之前若是精神恍惚的話，那么走出之后，必是神采奕奕。漂泊伊始的種種困惑與迷惘就在一次次的走進走出中遺失了，心靈與文學在同一旅途中完成了自我實現(xiàn)。
　　最后的突圍許多文人只能讓我由衷地贊嘆，卻很難讓我徹頭徹尾的折服。曾哲，卻是個例外。
　　曾哲某種意義上也是為文學而漂泊，但最后他卻做出了遠遠高于文學的成就。隨著他的思想境界以及思想質量的升華，他已不是一個來去匆匆的漂泊者,而是一個對民族的命運,對人民的生活非常上心的有責任感的中國作家。
　　在漂泊的驛站中，他留下了一粒粒文明的種子。利用自己的稿費，辦起了獨龍江的第一所小學，并義務教學達半年之久。幾年之后，在祖國的西部邊疆帕米爾高原，曾哲攜帶著清華紫光人的寄托，建成了屬于這兒的第一所正規(guī)小學。
　　如果說，所有的路都有起點與終點，我相信，1989年的漂泊是曾哲的起點，而他真正找到方向則是在他辦起第一所小學之后，至于終點，則遙遙無期。
　　我想，今后如果非要找一個理由來記住曾哲，我選擇的不僅僅是他的文字，如果只有一種選擇，更不會是他的文字。
　　文學，在漂泊中永恒假如一個人在外面漂泊久了需要還鄉(xiāng)的話，那么小說會繼續(xù)漂泊嗎？這是曾哲的疑問，我想答案一定是肯定的，人有終，小說卻沒有終點，身體會累，心靈不會，況且，漂泊久了的人最富有的是記憶，這就足夠小說再次漂泊的了。
　　我想歷史不會因一個人的低調而將他忽略，尤其是在文學這條大河中，清潔的一股定不會為明眼人所遺漏，畢竟，我們掬的就是這一捧。
　　曾哲，北京人，著名作家，近年來主要從事漂泊文學的創(chuàng)作與實踐。已出版的作品有：詩集《遠去的天》，長篇漂泊小說《呼吸明天》，長篇漂泊筆記《離別北京的天》、《西路無碑》、《徒步，加德滿都到拉薩》等。曾獲第二屆、第三屆老舍文學獎中篇小說獎，北京市政府文學藝術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