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研究者認為，思想史上有兩類思想的受難者：一類是因為思想觸犯了當權者的利益而遭受迫害，甚至不得不付出生命代價的人；一類是被自己的思想所“折磨”的人。前一類人因為經(jīng)常指出皇帝沒穿新衣而為權貴們所不容，后者則因為癡心追求事物的本質卻為真知難求所因擾。
　　事實上，這兩類思想家在思維的極致上是相通的：他們都將求真的境界看得高于一切，甚至高于自己的生命。蘇格拉底便是這種為求真而獻身、自己心甘情愿走上斷頭臺的思想家。《蘇格拉底的最后日子———柏拉圖對話集》，完整真實地再現(xiàn)了蘇格拉底以知生知死的大哲家風范平靜地為真理而獻身的全過程。正是這種平靜，才使蘇格拉底之死成為后世那些至死不渝追求真理的人們永恒的精神榜樣。
　　蘇格拉底的命運當時是十分孤獨的。他試圖理解自己周圍的萬事萬物，但卻不愿意按世俗的觀點去理解和安排自己的生活。他執(zhí)著地為捍衛(wèi)雅典的真理、榮譽、法制等精華，不懈努力，并希望通過不厭其煩的交談，喚醒那些雅典精英們的危機意識。但在當時末日將近的希臘，上上下下都討厭清醒的自我批判，都希望在自我欺騙和互相欺騙中尋找慰藉。結果，決心做馬虻的蘇格拉底，不僅沒能蜇醒雅典這匹已經(jīng)沉迷于血腥和暴虐的純種馬，相反卻提前成了它的殉葬者。蘇格拉底之死表明，歷史先知者的命運，總是逃脫不了悲劇角色。
　　蘇格拉底寧愿屈死、不愿茍生的選擇，顯示了人性力量的壯美。
　　雖然死亡是人生不可避免的歸宿，但選擇什么樣的死亡方式，其意義卻是大不相同的。蘇格拉底在雅典公民的誤解中自愿選擇了死亡。在審判前，他本可以離開雅典，在審判中，他還可以向陪審團乞憐求情，甚至在臨刑前他仍有脫逃的機會。但蘇格拉底卻決意要以一身之死喚醒酣睡的雅典人。試想，如果沒有以天下為己任的歷史使命感，又怎能頭頂屈辱與誤解，卻義無反顧地走向自己生命的終點呢？
　　蘇格拉底認為，人生最難的不是逃避死亡，而是擺脫內咎。因為良心的責備如影隨形般糾纏不清，上天入地也無法躲避。這表明在蘇格拉底的心目中，良心是高于一切的。為真理獻身也就是為自己的良心獻身。這樣，蘇格拉底不惜以生命來詮釋自己的哲學信念，便完全是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了。面對這樣的圣哲，我們不得不承認，只有肯為思想受難的哲學家，才配得上哲學家的美名，才配得上以哲學的名義來說話。因為他們的思想帶給自己的往往是災難，而帶給社會和人類的卻是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