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南開大學70 周年校慶，殷宏章受邀返校

　　殷宏章（1908—1992），中國光合作用研究的先驅、中國植物生理學的主要奠基人之一，1929年畢業(yè)于南開大學生物系，畢業(yè)后留校任教至1935年。后赴美國加州理工學院攻讀博士學位，1938年至1946年任西南聯(lián)合大學生物系教授兼清華大學農(nóng)業(yè)研究所研究員，1946年起任北京大學生物系教授，1948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1951年進入中國科學院工作，1955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首批學部委員，1978年任中國科學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長，1979年任中國植物生理學會理事長，1986年任中國植物生理學會名譽理事長，1992年11月30日逝世于上海。
　　早在1927年求學于南開時，殷宏章就與李繼侗先生一起，用氣泡計數(shù)法發(fā)現(xiàn)了植物光合作用瞬間效應，經(jīng)過反復實驗，寫成了《光照改變對光合作用速率的瞬間效應》一文，于1929年在英國《AnnalsofBotany》43卷上發(fā)表。直到30年后，隨著西方學者對瞬間效應（Blinks，1957）和雙光增益效應（E－merson，1958）的發(fā)現(xiàn)，人們才重新注意到光合作用瞬間效應發(fā)現(xiàn)的重要意義，美國科學家Freeh在他寫的《光合瞬變效應》的文章中指出：殷宏章他們是兩個光化學反應學說的先驅。
　　殷先生是一位杰出的科學家，也是一位對母校南開懷有深厚感情的杰出校友?！赌祥_十年》是殷先生生前未完成的回憶錄的一部分，文中，殷先生對自己在南開期間的學習、工作和生活仍然記憶深刻，稱之為“正是我青春成長的時期”、“不勝眷戀緬懷”。本報特予全文刊發(fā)，以饗讀者。
——編者
我是1922年夏天在天津一個小學畢業(yè)，考入南開中學的。讀了一年，1923年，因每日走讀，來往甚遠不便，家中讀書的孩子又多，遂不再去，就退了學，家里聘請教師，與姊弟們一起補習古文、外語、數(shù)學等。1924年考取南開大學預科，1925年轉入理學院正科。1929年畢業(yè)后，留校做助教及講師。1933年至1934年休假一年到清華大學研究院學習。1935年考取清華公費留美，這才離開了南開。前后算來，我在南開學習加工作一共十年多。正是我青春成長的時期?，F(xiàn)在已是半個世紀多了?；貞涍^去環(huán)境生活，師友交游往來，不勝眷戀緬懷。
　　提到老南開，自然會想到敬愛的周總理。但余生也晚，我上中學時，他已畢業(yè)去日本，我上大學時，他已離校去法國，所以沒有在學校見過他。但我早知其名，并且參加過他所領導的運動。那時我還在小學，就記得一次天津學生大會（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勝利，還是五四運動，記不清了），聽到他的講演（穿著長袍馬褂）。后來游行示威，被警察沖散，聽說他被捕，非常氣憤，議論紛紛。以后就幾十年沒看到他了。他有幾位堂弟在天津，與我們住得很近，小時常在一起玩，我們曾是同學，以后也未有音信了。還看到過鄧穎超大姐，那時她在天津女子師范。
　　我上南開中學，正值學制改革。原是小學七年，中學四年。改為小學六年，中學初高中各三年。我是七年小學畢業(yè)的，所以考進南開就編入初中二年級學習，我在第七組上了一年。現(xiàn)在回想起來，有幾位老師同學還記得很清楚，有的后來還見過。
　　最巧的是，我的國文教師是舒舍予，即后來有名的文藝作家老舍。他1922年至1923年在南開中學教了不到一年的書。我也只在南開中學上了一年學，真是難得巧遇。我對他印象極深。他說一口地道的北京話，講課又有趣。我很習慣。教材是什么，我記不得了，大約是古文之類。當時我正愛看小說，整日沉湎在新文藝書刊。記得有一次我借了一本新出版的翻譯外國小說。上課時放在書桌下膝蓋上偷看，被他察覺。他一邊講著，一邊走到我面前，叫我把書拿給他。他一看笑了，說這本書很好，他也愛看。他沒有責罰我，只是說收起來，不要上課時看好了。這件事對我印象很深，一直沒有忘記。
　　另外一人與南開經(jīng)常聯(lián)系在一起的是南開中學校的創(chuàng)始人及幾十年的校長張伯苓先生。凡是早期南開的人都忘不了他，真是桃李滿天下。南開是他創(chuàng)始的，學業(yè)、教育行政以及生活都是他總管的。他喜歡對學生講話。不僅是他本人，他的大兒子也教過我的書。新中國成立后，我全家從國外回來，見周總理，他還提到我們的老校長。
　　我在南開中學一年（初中二年級），念了什么課程已經(jīng)記不清了。除了國文、英文、數(shù)學（似乎是幾何、代數(shù)），大約還有物理、化學、中國歷史、地理之類，但肯定沒有世界地理歷史。這對我來說是一憾事。因為我只讀了一年，又沒有上高中，所以沒有機會學習它。有時，自己翻閱一些，但沒有系統(tǒng)地、整體地讀過，至今還是一個缺欠。
　　我上南開中學時，家住在河北。每天上學先要跑過海河金鋼橋到天津的東北角，再坐電車去西南角，還要走些路才到校，交通很不方便。有時要乘人力車，我與二弟一起去，二弟身體不好，這樣上了一年就不想去了。那時也很時興請教師在家里補習。有好些親友家這樣做（姊妹兄弟多更合適）。于是，我們也就請了兩位教師每天來兩三個小時，在家教國文、外文、數(shù)學等。過了一年，南開大學招考新生，我報了名，居然考上了預科。1924年秋進入南開大學八里臺新校址。
　　在預科讀了一年，1925年轉人了大學本科。當時全校約二百多學生，理學院的只有幾十人。當時理學院有三個系，數(shù)學、物理、化學。數(shù)學系人少，但培養(yǎng)出的人才很突出。與我先后同學的就有申又辰、江澤涵、陳省身等人。后來都是舉世聞名的專家。陳在美國加州大學任教多年，十幾年前曾在美國見過，退休后還在南開任教，并創(chuàng)立數(shù)學研究所。前見報載，他最近在一次國際會議上說，下一世紀，中國將在數(shù)學領先，成為一個中心。
　　物理系人也不多。饒毓泰教授主持。與我同年級的吳大猷，現(xiàn)在臺灣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經(jīng)常往來于臺灣美國之間。前見《人民政協(xié)報》載，他曾為不能來大陸而發(fā)愁呢。他的弟弟也是南開大學畢業(yè)的，曾任副校長多年，年前曾在京見到。化學系人最多，老教授有邱宗岳、楊石先，學生也多。生物系則那時還沒有專家教授，只有一門普通生物學課程。到1926年，李繼侗先生由美回國任教，才開設一些植物學課。
　　1925年，我入了理學院本科，但要學習什么課程并沒有好好考慮。先也想學數(shù)學，但第二年，高級微積分很深，就感到有些困難，自己想可能不是這塊材料。學物理又老是有些怕。倒是化學系人多又熱鬧，就想以化學系為主了，而且更有興趣，因此多選了些化學課。
　　1926年秋，李繼侗教授來南開，開設植物學課，我選了。1927年，他開植物生理學課，招納學生，我也選習了。上課只有我一個人。一學期每周兩三小時課，一下午實驗。與老師辦公桌前對坐，越聽越有興趣。當時還沒有什么教科書，只有Livingston譯的Palladin：PlantPhysiology。此外，就是Sachs的兩大本，Pfeffer的三大本。李先生常叫我參閱。有時還看一點綜述性文章。實驗也是自己作，李先生指導。有時他也親自參與，采集材料如樹枝、葉，花草，水塘里的藻類等。方法也是最簡單的，沒有儀器。如作光合作用時主要就是用水生植物，切斷莖，在水中數(shù)氣泡。一人數(shù)，一人看停表（stopwatch）報時。試管外用玻璃缸做水?。╳aterbath）保溫，用電燈做光源，各色濾光片來改變光強光質。測生長則是幼苗畫線。
　　除植物生理外，李先生還開過幾門課，如“植物學”“植物形態(tài)學”“解剖學”“組織學”，此外似乎還有“無脊椎動物學”“遺傳學”，記不清了。課講得不多，學生主要是看書及實驗。這些課可以說是李先生專門為我開的，因為當時南開生物系剛開始，高年級只有學生一人（我）。
　　按南開的規(guī)章，大學四年要完成一定的學分（每周課程時實驗數(shù)等），就可以畢業(yè)。只有幾門課程是指定必修的，其他全可以自己選修。所以我三年半（1929年初）就完成了。還有一個學期又選了幾門課。1929年夏，正式畢業(yè)。
　　記得我們同時畢業(yè)的理學院全院只有六個人，數(shù)學系一人，物理系一人，化學系三人，生物系一人。我算是生物系畢業(yè)的，可是我修的生物學課程不如化學的課程多，也不系統(tǒng)扎實全面，動物、微生物方面根本沒有學。即使植物方面，最基本的植物分類學也沒有學過。只是李先生有時帶我們在校園內外采點標本，指教些樹木學名等。因為他是搞林學的，所以對木本植物較熟悉些。
　　同時畢業(yè)的，除我之外現(xiàn)在記得的有：物理系吳大猷，化學系卞學錦（女）、王端馴（女）、楊照（女）。
　　除去專業(yè)課程外，學習較多的就是外語了。英文兩年主要是美籍華人或教授的妻子講授，他們一般善于英文口語，也不大講什么文法，以看小說和語言對話為主。有些專業(yè)課（如化學）則也全用英語講授。第二外語如我所學的德語，則是一位留歐教授所娶的德國人，中國話當然不會說，英語也不會說。只能上來就說德語。因有課本慢慢也能聽懂了?；叵肫饋磉@也是學外文的好辦法，就用外文說寫，外文思考，比先學再翻譯更為好些。多看多說比學記一些文法造句規(guī)則更自然順利些。
　　也許因為人少，在當時南開大學，師生之間、同學之間，交流融洽、歡樂。生活習性都很熟悉，互相關心，這是最難忘的。正如周總理所說“我是愛南開的”。大約校友都有同感。因此也記得一些趣事，各人的逸聞。
　　先說幾位老教授吧。首先，說一下數(shù)學系的姜立夫老夫子。名師出高徒，上面談到的幾位名數(shù)學家，都是出自他的門下。我對他不太熟悉，因為只上過兩門數(shù)學課。印象是他講話非常清楚，一口普通話，有條理，精練，好象是預演過似的。聽課時要專心致志，有時思想一開小差，就會覺得跟不上了。也許我的“數(shù)學”腦子不夠。
　　再一位是物理系的饒毓泰老教授。我上過他的普通物理學課。有時他會發(fā)問學生。記得一次上課時，他突然提了一個問題，然后指名要我回答。我并沒有聽清楚，站起來不知說什么。因為我一般被認為是好學生，較老實，成績也好，他沒責備我，但我也很尷尬。也許他發(fā)現(xiàn)了我沒好好聽才叫我的。對較淘氣的學生就不同了。有一次，他叫起一位姓李的比較淘氣的同學問他：“牛頓的定律你全明白了嗎？”李同學不敢說不明白，只好說全明白了。老夫子他就瞪著眼睛說：“我還沒搞明白，你倒全明白了（大意如此）!”使全班哄然笑了。
　　再一位是北京來的邱宗岳老教授。他真是誨人不倦，講得仔細清楚。有時遇到比較困難的問題，還沒等你提問，他就會說如果你要問這么一個問題，那么，他就會為你如此這般地解釋明白。他教過我物理、化學、熱力學。
　　我的導師李繼侗教授卻很不相同。上課時有時他啟發(fā)你提出問題，思考問題。他也不多解說，只是指引你一下，或者介紹某些書中一部分給你。也許是因為學生只我一人罷，上課并不是完全他講我聽，而有時有點像討論會似的。這也許是培養(yǎng)科學研究的好方法。至少我是覺得很好。實驗他也很關心，指導我找材料、找方法、裝置等等。如作光合作用時，采集一些水生植物，切斷莖部，在不同光照條件下數(shù)放出的氣泡。試證那時認為最重要的限制因子，Blackmail所提出的定律原則。例如在適當?shù)臏囟燃俺浞值腃02供應下，光合速度為光強所限每秒放出的氣泡與光強度成正比，強光下多，弱光下少。在作這種實驗時我看到一些現(xiàn)象，在光強度轉換時，放出氣泡的速度不是從一個恒定值數(shù)立即到另一個恒穩(wěn)定值。例如從弱光轉到強光，放泡速度不是從一個較低的恒定值立即升到較高的恒定值，而是突然上升很高，然后再下降到高光強的恒定值。反之從強光轉到弱光則氣泡數(shù)突然下降很快然后再升高到穩(wěn)定值。李先生看到這點很感興趣，稱之為“瞬間效應”。他作了很多實驗觀察在不同光強及不同光色轉換時的這個現(xiàn)象，結果寫成論文，發(fā)表在英國的《植物學年報》（AnnalsofBotany，1929）。在那篇論文里他還提到是他學生中的一人發(fā)現(xiàn)了這個現(xiàn)象。這有些過獎了。其實那時他只有一個學生，就是我。
　　李先生很用功，天天在實驗室里看書或工作，很晚才回家，甚至忘了吃飯。李師母常常對我念叨，他的兩個男孩也經(jīng)常找我玩。
　　不僅是在業(yè)務上，而且在生活方面老師也很關心學生。記得我要畢業(yè)那年已認識我的未婚妻許桂嵐。在結婚前，二人即經(jīng)常在一起玩。南開大學是在天津城內八里臺一片低洼地，生長著蘆葦，有許多小河、水塘，有些貨運小船，還有些雙槳小艇，專借人劃游之用。我們與船主也熟悉，可以星期天有時租借一只自己去劃，到僻靜的葦池邊，與女友談情說愛。同年級有幾位男生也是如此，老師也知道，但不便直接干涉。記得在一次師生聯(lián)歡會上，兩位教授曾用了一出對口劇來暗示規(guī)勸我們。由李老師扮作弟弟，戀著女友，不好好念書。由經(jīng)濟學何廉教授飾哥哥，責備弟弟不要整天昏頭昏腦談戀愛，年紀尚小，要好好讀書。弟弟還推托強辯。我們看了明知所指不免臉紅耳赤。從這里也可看出當時南開師生之間的關系。這也許是“我愛南開”原因之一罷。
　　至于同學之間那就更是親密無間了。我在南開讀書時，全校不過四五百人，除去幾十個女生外，都住在兩座三層樓的宿舍里，約有一二百房間，兩三人一房。原是指派的，后來亂搬。記得為了熱鬧，曾七八個人擠在一間屋子里。
　　宿舍前面（南面）是操場。有籃球、排球、棒球等球場及單雙杠等設置。再前則是一條大路一直出校門，路兩旁種有一排合歡樹。再外是小河溝。在宿舍到后門之間路兩邊有曲形小塘，塘內有蓮等。塘邊的樓房為學習及工作的地方，我上學時只有兩座樓。一是秀山堂，系一姓李的軍閥捐款造的，抗戰(zhàn)時被炸毀。另一是新造成的思源堂，是理學院物理、化學、生物實驗室等。此外則是女生宿舍小樓，和一群小平房稱“百樹村”，是教授住宅。還有一條小路賣小吃等。校園無墻，周圍全是水溝。因為學生不多，一年后就都彼此認識、熟悉，互有綽號。說話多用特殊口語，如稱女生為桃子（Peach）等，中外不一。
　　每天上下課同來同往，下課后在操場上玩球，或出去散步。只有一兩條路，再遠出了校門可以走到那時帝國主義的租界地如馬場道之類，或者找一只小船，幾個人撐撐劃劃，隨便扯談。
　　在宿舍里，晚上自修也不安靜。本來指派三人一間房間，但后來也隨意亂搬。為了熱鬧七八人占一間大屋子，吵鬧、玩耍，被褥應該每日自理鋪疊，但都不大管。有人一星期回家疊掃一次；有的人甚至一學期放假回家時才折疊；最有名的是四年大學，只鋪過一次被褥，棉絮都剝離了。宿舍后面是食堂，包飯八人一桌，按時進餐。也有時可外面去小吃。吃飯也熱鬧。記得曾有一次比賽吃小饅頭。吃得最少的一位女生只吃兩只；而吃得最多爭得第一的竟一頓飯吃了72只，結果得了一場大病，校醫(yī)診治幾天才好。
　　這些趣事已過去六十余載，回憶起來猶在眼前。這也許是難忘南開的另一原因———因為當時處于年輕力壯、精神健旺、無憂無慮的年代罷（雖然那時外面很亂，軍閥混戰(zhàn)）。
　　1929我大學畢業(yè)后，留校做助教及講師，前后共五年。中間有一年（1933—1934）到北京清華大學研究院學習。
　　當時李繼侗教授已離開南開，轉到北京清華大學任教了。生物學系有一段時期沒有教授，只有一位搞昆蟲學的講師和我二人。后來請到由美回國的熊大仕先生做教授，他是研究原生動物學的，他開了普通生物學課，我?guī)退疹檶W生實驗。一般都在下午，上午沒有什么事。我經(jīng)常去圖書館看書刊，也去旁聽些課程，化學系的所有課，我?guī)缀醵紝W了。此外還去聽些文學院的課程，如心理學、變態(tài)心理學，那時正興弗洛伊德等等?？吹臅埠軓V泛，還有外國文學小說。除化學生物等理科學科外，印象較深的為在生物學季度論述“QuaterlyReviewofBiolo－gy”中李約瑟的文章，講生物學的整體觀點，很發(fā)生興趣，從而又看了一些這方面的書籍，如Whitehead等人的著作。那時圖書館還可以介紹買新書，為此也常去跑外文書店看些期刊書評，看有什么新的東西值得向圖書館介紹的。
　　我畢業(yè)不久就結婚了，與我父母同住，在天津舊城的南門外，離八里臺南開大學不遠。每天騎自行車往來也還方便。有時也住在學校里。校園內有教授宿舍，百樹村十幾處小平房。各為兩單元，每單元為兩所。每所有四五間可住的房，附有廚房廁所等。幾位單身的助教講師住在一單元，每人一間，約三四公尺見方。有床鋪書桌等，也可燒飯，還有人打掃。過了三四年，1930年代初，我父母姊弟全家遷居北京，我夫婦也跟著同去了。1933年至1934年我休假，在北京清華大學研究院，隨李繼侗先生進修了一年：1934年我一人返南開任教，住在校園內百樹村宿舍大約一年?；貞洰敃r同住一處的一些朋友，前后不下十人，多已逝世，今健在還有音訊者只有一人了?；叵肽切g樂的日子，正在壯年的朋友，不勝懷念。記得同住較長的，有化學系助教二人，物理系一人，工學院二人，還有圖書館一人。工作讀書之余，經(jīng)常在一起談笑風生，少年氣盛，風云際會，實屬難得。
　　1920年代南開大學剛建立時，只有秀山堂一座教學樓，學生宿舍兩座，此外還有一些平房、教授住宅、工廠食堂等。后來建了理學院實驗樓思源堂。1930年代又建造一座圖書館名木齋，是紀念天津名士盧木齋的。還有女生宿舍等。我1935年離開時大致如此。十余年后情況大變，抗戰(zhàn)中有些建筑如秀山堂，木齋圖書館已被日寇飛機炸毀。新中國成立后，則大幅度發(fā)展，逐漸恢復。校園總面積也擴大，建筑面積比新中國成立前增加了約十倍。老師學生大約也增加了十倍。我前幾年去過一次，已面目全非，不認識了。只有思源堂還屹立如舊，進去走了一圈，看看我半個多世紀以前工作的地方，實驗室和辦公室?？上r間很少，只能坐坐，不勝留戀。
　　近年雖然有事經(jīng)常去北京，離天津很近，但苦無機會再去南開。下一次一定設法再去八里臺一游。有一兩位較晚班的同學，還在校任教，甚望與之一敘舊情。舊同學陳省身教授每年回國，必到母校。至于同班吳大猷兄，則不知何日能還。